tadpolesparse 2008-3-5 00:37
歐洲歷史上的戰爭
前言
OPUS系列的編輯邀請我寫這本書，以接續西瑞爾•福爾(Cyril Fall)教授的著作《拿破崙以來的戰爭藝術》，該書是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61年為本校圖書館編印的。福爾教授在這方面的研究已臻完美的境地，幾乎已無他人置喙的餘地。因此，看來最好的辦法是從編年史角度以及敍述的規模上，來進一步擴展這一主題，不僅探討“戰爭的藝術”。而且要探討歐洲一千年來戰爭方式的演變(對此我們是有可靠記錄可查的)，不但追蹤戰爭本身的變化，而且還要試圖追蹤這一時期內與戰爭有關並影響所及的技術、社會與經濟諸方面。
直到不久前，對戰爭的研究一直是說教式的，規範化的。就是說，對以往戰爭的研究，是為了演繹出一些不可改動的原則與發展規律，來有效地指導未來的戰爭。只要戰爭仍是被組織起來的、具有威脅作用的力量，戰爭就仍然是處理國家間關係的一種工具，上述那種研究分析就仍是需要的，福爾教授的著作正是其中的優秀之作。但是，把戰爭從它的環境中抽出來，不去研究技術的層面，必然會忽略應當掌握的重要方面，不僅指戰爭本身，而且也無法深刻理解發生戰爭的社會演變。
研究戰爭的歷史學家，不應當只去發掘一些行動準則而置理解歷史於不顧，不應當只做一名“軍事歷史學家”。因為，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文科學的分支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同戰爭有關。正加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uck)說的，研究戰爭不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還應當研究經濟的、社會的與文化的背景。戰爭是人類經歷總體的一部分，對每個“部分”的研究只有同其他“部分”聯繫起來才能研究透徹。不說明戰爭的背景，是無法充分地描畫戰爭的。
如今，以這種觀點為基礎來研究戰爭的書籍已大量湧現，我只不過是擷拾他們的某些觀點，膚淺地加以歸納而已。本書的附注中己列出我所參考的書目。我還從與數位同行的討論中大大受益，其中有J•M•華萊士-哈德里爾教授，萊昂內爾•巴特勒教授(J．M．Wallace—Hadrill and Lionel Butler)，他們曾巧妙地糾正我有關中世紀的某些可笑的錯誤概念，S•E•芬納(Finer)教授關於現代社會中武裝力量地位的觀點對我十分有用。我尤其感謝瓦立克大學的副校長、有關的系與大學生，他們不僅給我機會在1975年春季的拉德克利夫講座中試講我的某些觀點，而且事實上是對我很有益的。
邁克爾•霍華德
牛津大學眾人學院
1975年11月
第一章 騎士的戰爭
邁克爾•霍華德 [英國]
一位研究中世紀的歷史學家最近提示我們：“歐洲的版圖是在戰爭的鐵砧上錘出來的。” [ 作者注：R.A.Brown,The Origions of Modern Europe,London,1972,P93。 ] 的確，用“戰爭”這個字眼來形容歐洲大陸的歷史，仍顯太寬厚了。在這塊大陸上,羅馬帝國統治下不牢靠的和平瓦解之後，入侵者的浪潮席捲各地：哥特人 [ 譯者注：Goths，古代日爾曼族的一支。 ] 與汪達爾人 [ 譯者注：Vandals，屬於日爾曼族。 ] 從東來，穆斯林從南來，最後，最最可怕的是維京人 [ 譯者注：Vikings，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人，亦指北歐海盜。 ] 從北來。從4世紀最初的野蠻人入侵到10世紀末，幾近六百年中，入侵者的後裔不是被同化了就是被排斥了。以後輪到了歐洲人民開始擴張，首先向東，然後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向南、向西擴張。為此，從13世紀到近代這一時期內，歐洲的“和平”，基督教徒在教堂中如此誠心誠意地祈求的那個和平，只是此時彼時、此處彼處出現一些例外的、不穩定的綠洲上存在過。毫不奇怪．整個社會需要一個模式——使歐洲人民在某種環境下能以生存的模式；後來數代歷史學家稱呼這種社會模式為“封建制度”。
若干半遊牧好戰部族相繼而來，互相碰撞或互相融合，如同動盪海洋中的洶湧波濤。緊隨4世紀哥特人與其他入侵者侵入之後，法蘭克部族又進來了。這些部族鬆散地聯合在梅羅文（Merovingian）家族的領導之下。8世紀中擊退了穆斯林從南方對法蘭西的入侵，9世紀初在加洛林家族 [ 譯者注：Carolingians，法蘭克王國第二個王朝。 ] 統治時期創建了西部歐洲短暫的統一。當時，萊茵河以東地區面臨馬紮爾人 [ 譯者注：Magyas，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 的屠殺近一百年。歐洲的北部、西部與南部沿海地區以及大船可溯流而上的內地，則在一個更長的時期內受到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的蹂躪——掠奪，火焚；有時維京人也以殖民主身分定居下來。這種殖民活動最早始于10世紀初的諾曼第。此後二百年，諾曼第人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封建制度，成為歐洲公認的出色戰士，放手向外擴張，征服了英格蘭的薩克森(Saxon)王國與南方義大利與西西里的穆斯林；最後，在11世紀末，把入侵之潮從歐洲轉出去，藉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滲入亞洲。同時，日爾曼的戰士特權階層以同樣的神聖名義把馬紮爾人禁限於匈牙利地區之後，開始把他們自己的邊疆朝東推移，制服了斯拉夫人，推行了殖民化，並且強使異教徒改變宗教信仰。
“封建制度“的產生，不僅為政治所必需，也是經濟所必需。歷史悠久的地中海貿易因穆斯林崩裂造成商貿行為萎縮．歐洲香料奇缺，土地成為唯一的財富來源。再者，為了迎戰駕大船的維京人與騎小馬的馬紮爾人的種種威脅，加洛林王朝必須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置於機動狀態。這只有騎馬方能做到。一旦馬鐙成為8世紀的法蘭克人通用之物，馬匹不僅能用於迅速集中力量，並且也能用來作戰了 [ 譯者注：See 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6,P2 。 ] 。速度可以轉化為突擊。長矛不必拋擲，可以夾在腋下作戰並攜回營地。有坐騎的人較步行的人大為優越；一千年後，裝備後膛槍的人比手持長矛的敵人處於有利得多的地位，也是同樣無可懷疑的。在這兩種情況下，軍事優勢都導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因此，8至9世紀，有地位的作戰者，就是騎在馬上的戰士．也就是騎士(武士)。 [ 作者注：有意思的是，法文和德文中的“騎士”只作騎士解釋，而英文中的“騎士”又指現代德文中的“侍從”或“侍從官”。 ] 西元866年，沙勒邁恩(Charlemagne) [ 掃校者注：Charlemagne是拉丁語的一種變體，相當於拉丁語Charles Magnus(偉大的) ，即英語Charles the Great，通常稱作“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神聖羅馬帝國的開創者。 ] 的孫子“禿頭查理”把他的佃戶頭召集到分封的宅邱來，堅持要他們在他騎馬外出時，都要陪騎侍候，此後便成了規矩。於是開始了一個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逐步升級的昂貴慣例。在馬上力量(後來是用坦克或戰艦)的撞擊中，優勢來自有效範圍、防禦力與速度的組合。有效範圍來自矛的長度與重量，防禦力由甲胄來提供，最初是一領從脖頸到膝頭的鎖子甲，這是一種昂貴的裝備，除了戰馬外，這就是一位騎士最寶貴的財產了。速度則受到負載過重的制約。因此這類馬匹都用特殊方法餵養，以便使它們既能負重又能保持威力，在關鍵時刻能立即發揮出來。在一場歷時較久的戰鬥中，這樣的馬匹需要有備用的。無論如何，一位元武士總需要再有一匹馬來幫他運載越來越多的輜重——長矛，長劍，頭盔，甲胄。至少他還需要一名攜帶甲胄的人，一名武士隨從，也可能是一名男僕；一名較輕裝的騎者為他搜索與偵察；一名或兩名步行的兵士負責護衛。為此，一位騎士擴展成一個“蘭斯”，即一組五六個人，就像一輛大型戰車的一個組。全部裝備成為十分昂貴的花費。
穿戴盔甲騎馬操縱著重武器的戰鬥，決非外行人所能勝任，只能維持生計的人也買不起這樣的裝備。因此，到了10世紀，戰爭成為一種有錢人的專業，他們從很小的時候起便開始接受專門訓練。如何保證他們經濟上有靠，以便使他們專心獻身於他們的事業呢？主要靠賞賜他們土地，他們便向主人報以服務與忠心。這種賞賜便是采邑（封地），即成為封建社會的基礎。軍事專門化的三重關係，土地所有權，個人的義務，形成一個擁有土地的戰士階級，被免除全部賦稅，只需一年之中有若干日子騎在馬上為主人服務。為了確保他們擁有的土地，他們為自己築起了城堡。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樓”供家屬居住，有側樓供隨從居住，周圍有高高的圍牆，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城堡四周並築有護城河。中世紀的城堡是實力的象徵，而戰爭便直截了當地成了保護財產的爭鬥了。
那個戰士階級的後裔(幾百個家族不斷互相通婚，不斷因補充新成員而得以復壯)，把持著歐洲土地的支配直到16世紀，把持著政治上的統治直到18世紀，而社會的支配直沿至現代。佩帶武器，頭盔上插著羽飾，盾上有徽記(在戰鬥中能立刻認出來)，在歐洲社會成為高貴的象徵達一千年之久。它的價值至今不變。但在中世紀 [ 譯者和掃校者注：在西歐歷史上，從西羅馬帝國分崩離析的4世紀與5世紀起，至15世紀文藝復興，稱為中世紀，亦稱“黑暗世紀”（但主要指10世紀前）。markgraf給出了如下的一個更嚴格的劃分。Middle Ages：廣義的中世紀，A.D.476~A.D.1453，從西羅馬帝國的崩潰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Medieval：狹義的中世紀，A.D.1066~A.D.1453，從諾曼征服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Dark Ages：黑暗時代，廣義的中世紀的早期，到11世紀結束。A.D.1066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發生的諾曼征服徹底結束了北歐海盜的時代，民族大遷徙就此落幕，而封建制也在此時在整個西歐建立起來。 ] ，這種徽記僅僅表明一個人的職能，誰有這樣的職能誰都可以用。貴族還未成為可繼承的特權階級；打仗仍只是一種職業，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參加。
但是，既已通過傑出的軍事才能獲得了高貴地位，騎士們便企盼根據某種法規炫耀自己。很快，戰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聖的儀式而更形突出，許多“中世紀”的東西至今仍能透過變形的鏡頭，在15世紀的傳奇中見到，這些傳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騎士風度”魅力（已消失的社會的餘暉）投影到世界上來 [ 作者注：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37,passim。 ] 。“騎士風度”這個概念本身，實質上只是指騎士的行為，是一個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詩人 [ 譯者注：11到13世紀主要在法國南部及義大利北部的抒情詩人。 ] 時代一樣古老，這些詩人早在12世紀歐洲文學還處於黎明的時代就在吟唱人們的美德，不僅歌頌勇敢，而且歌頌光榮、高尚、謙恭與純潔。騎士不但應當“無懼”，而且應當“坦然”。騎士精神是一種生活方式，因參與教會的若干儀式而神聖化，以至逐漸同神職人員難以區分了。的確，在12世紀，軍事等級 [ Markgraf注： 這裏的[等級]明顯應該是[Order]這個單詞，應該翻譯成[修會]，[軍事修會]即一般所說之[騎士團]。 ] ——聖殿騎士，聖約翰騎士，條頓騎士 [ 譯者注：條頓人相傳為日爾曼人的一支，西元前4世紀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 ] [ Markgraf注： 條頓騎士團[Teutonic Order]，如果用德語應該是[德意志騎士團/Deutscher Orden]，英語中的條頓[Teuton]一詞基本上可以和德語中的德意志[Deutsche]一詞等同。此處的[條頓]和歷史上給羅馬帶來恐慌的條頓人並無聯繫，指的是使用條頓語族的日爾曼人(德國人)，區別于羅曼化的日爾曼人(法國人)。 ] ——的建立，是有意識地模仿神職體系的。不同的劍帶與靴刺區分不同的騎士等級，就像不同的髮式能區別僧侶(修道士)還是教士。在印度，襖教與“加拉哈德” [ 譯者注：Galahad,亞瑟王傳說中的英雄騎士,是國王佩爾斯的外孫,血統高貴，因此只有他有資格取得聖杯。此處是指印度的高等種姓。 ] 特有一種神秘形象，已分不清教士與騎士，都同樣地獻身，同樣地神聖。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對這樣的概念是欽羨不已的。
[[i] 本帖最後由 tadpolesparse 於 2008-3-5 00:54 編輯 [/i]]
tadpolesparse 2008-3-5 00:37
這種日爾曼戰士與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顯著特色，成為中世紀文化基礎的一部分。教會從一開始就歡迎騎士階級，為他們祝福，因為戰士是為著保衛基督徒才去擊退異教的穆斯林、馬紮爾人與北歐人的入侵的。主教們與修道院長們愉快地承擔軍事責任，他們擁有國王們(由他們加冕的)賜與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資助軍事裝備，反正他們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爾用用那個有用的武器——權杖。同時，野蠻人入侵被扼制後，主教們與修道院長們更把戰爭行為同基督教教義結合起來，屢次嘗試得手。
“戰爭的權利”或“發動戰爭的權利”這些概念都無暇計較了，因為北歐人像吞沒一切的火焰那樣橫掃大陸；同時，基督教教士發現也很難用這些概念去計較穆斯林，因為穆斯林瘋狂地決心依仗長劍把人們都歸化過來．否則就把人殺死。所以．在同異教徒的戰爭中，沒有清規戒律的約束，騎士們無論犯了什麼罪惡都可以獲得赦免。12世紀，在基督教教會的保護下，條頓騎士團向東歐的斯拉夫人與文德人 [ 譯者注：Wends,屬於西斯拉夫人的一個分支，其後裔索布人為德國的少數民族。 ] 發動一次十字軍東征，簡直就是一場滅絕性的戰爭。
然而，基督教世界內部，至少從原則上來說，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殺伐是可悲的，教會為此深表痛惜但無力制止。基督教神學家們同意有一種戰爭應認為是“公正的”，扼要說來，即由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長以正當理由發動的戰爭，便是“公正的”戰爭。毫不奇怪，一代代專門培養成為戰士的階級，在沒有外部敵人的時候，便互相殘殺起來。在沒有共同承認的掌握裁判權的權威的情況下，即使在並非好戰的社會裏也會發生武裝衝突。權利、義務、責任與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佔有權，交織在一起，極易產生無窮的爭執，由於欠缺一個明確的法律制度與執法部門，人們多半要靠戰鬥來維護各自的權利。
這種戰鬥被看作是請求上帝裁決，大半個中世紀時期，每個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權發動。逐漸地，在羅馬法典的影響下，有了一種區別：私人之間的爭鬥被稱為“私下的戰爭”，君主（諸侯)間的戰爭被稱為“公共的戰爭”；後來，前一種戰爭逐漸被視為非法。“私下的戰爭”也就是不張揚的戰爭，只有在盡可能避免使社會遭受大損害的情況下才被接受——一個人可以在戰鬥中殺死他的仇敵，但不能燒掉或剝奪仇敵的財產。至於“公共的戰爭”，限制要少得多。俘虜可以歸於戰勝者或從俘虜身上勒索贖金；敗敵的財產是合法的戰利品；可以按人頭來徵收貢物。原則上，不僅教士及其財產，而且土地耕種者也可豁免交納戰利品，不受戰敗掠奪。但是，如果他們被懷疑“幫助與贊同”戰爭（他們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適用了。最後，有一種更可怕的戰爭形式，最常見於圍困戰，被圍的城堡拒絕投降，決心死戰，城破之後，不僅財產，就連戰敗者的生命也都任憑征服者擺佈了。
到了14世紀，有關戰爭行為的限制與法律規定精心炮製出來。大部分是成文的，在西歐基督教世界能得到相當普遍地遵守。這些法律規定的產生，部分來自教會的壓力，部分來自羅馬法典的影響，部分系由那些騎士團雇用的研究法律的專家（傳令官）數百年來從實踐中逐步編篡整理而來。有了遍佈歐洲的名譽法庭，法律的力量加強了。這些法律，與其說是一個確定的法律體系或出於人道主義的有意識的限制，還不如說是一些社會行為的準則。就是在騎士之間規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在某些情況下，屠殺俘虜是可以容許的（如果在一場戰鬥開始前，說過“決心死戰”這樣的話或者做過這樣的表示），否則，就不允許。殺戮俘虜不認為是錯，但殺害婦女兒童是不允許的。一個要塞的防守部隊拒絕投降，城破被俘後，將被處死，司令官遭到同樣處置，因他拒絕投降，遂與軍隊同歸於盡。
編纂戰爭法律者日益增多，與其說是出於基督教義的、法律的或騎士的良心，不如說是由於一種完全不同的新情況：戰爭的逐漸商業化 [ 作者注：M.H.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London,1965,P154ff. ] 。勒贖與掠奪不再只是欣然同意的獎賞，而對於越來越多的參戰者來說，已成為他們的行動的主要目的。徵募兵員的代價微小，而一場戰鬥的獲益能使他們致富。因此，重要的事情必須弄清：如果戰爭結束了，和平也按常規到來，那麼，什麼時候可以得到多少戰利品，以及如何分配；可以要多少贖金，誰有權去要？由於忠心服役可期望得到這些合法的獎勵，即使要冒風險、要經受艱難考驗，到了中世紀末，這樣的動機常常導致人們去參加一場戰鬥。甚至在一場純屬封建領主間的戰爭中，各個階層都會有人去參加雇傭軍。
但是，研究中世紀的歷史學家們一貫著力提醒我們，在歐洲，封建制度既不是處處相同的，也不排除其他各種佔有與服役關係。看看某些不同情況也許是有益的：
法蘭西是各種體制的發源地。由於前加洛林王朝在抵抗北歐人入侵方面只能提供象徵性的保護，於是中央權威分散到了所謂的從屬的“分支”（即“委員會”，類似古代日爾曼戰士團的“夥伴”）身上，他們可以代代繼承，有真正的獨立采邑諸如埃諾（Hainault）；佛蘭德斯（Flanders）；布列塔尼（Brittany）、普羅文斯（Provence）；他們逐漸地不再理會對王室應盡的義務，王室已無力加強或削弱他們。王室為了保護自己，不僅要依靠自家的騎士，還要依靠發薪金的軍隊。這些領薪的士兵可能是失去土地、生活不安定的騎士，隨著歐洲和平逐漸到來，人口增加，這種人的數量也在增多。也許是因為雇傭的騎兵在裝備上遠不如騎士講究，因此被稱為軍士而不是騎土。或許因為步兵已不被重視，甚至只作為聽差使用，因此被稱作“男僕”。也或許因為可稱作12世紀技術奇跡的機弩，使用它們的“專家”通常須花大價錢，因此常常從義大利或普羅文斯進口雇來。由於這種種原因，雇傭的騎兵軍隊便應運發展起來。
成立雇傭軍隊需要金錢。12世紀因經濟復蘇，商人與教士手中的金錢越來越多；並且，某些貴族已過慣奢華生活，情願出錢，以代替去軍中服役。為此，到了13世紀初，法蘭西國王腓力•奧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就能調集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去對付他的表兄弟——英格蘭國王安傑文（Angevin）。安傑文依靠王權與賦稅來擴張軍隊，結果不是敗於腓力，而是敗於他自己的屬下——幾位元倫尼米地區的男爵。
南歐的情形更為複雜：部分原因是西班牙與南部義大利同穆斯林之間連年戰爭不休，部分原因是地中海區域斂財有道，比任何地方復原都快。因此，騎士更加獨立化，更加雇傭化。南部法蘭西的騎士們有自己的堡壘，不承認任何封建領主；傲慢自大的卡斯蒂利亞貴族（Castilian，以該地為姓，國內堡壘林立，蔚為壯觀）在中世紀的歐洲曾臭名昭著。在加泰羅尼亞，巴塞羅納的伯爵們借助于交通便利，能有效地把較遠地區的諸侯置於附庸地位，並在瘋狂的好戰的教會的幫助下，以更堅定、更迅速的步伐把中部與南部西班牙從穆斯林手中奪回。
在義大利，城市居民及農村貴族較少受到北方倫巴底來的加洛林王朝與南方海上來的北歐人廣泛傳播的封建主義的影響。商人、地主、城裏人與農民在面臨馬紮爾人從北方入侵與穆斯林從海上入侵的威脅時，便同仇敵愾地武裝起來。服兵役甚為普遍。城市由本城的民兵保衛。別的地方，安全狀況決定於武裝強弱；而在義大利，武裝力量的強弱主要的不在佔有這些力量而在於財富。
12世紀入侵者已一勞永逸地被趕出義大利半島，只除了北歐人在西西里與南部義大利實行了嚴厲的、有效的統治。但是，五百年來的動武習慣是不會輕易消失的。11世紀末，教皇與國王之間的衝突使義大利社會兩極分化，造成城市與城市之間，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長期不和，這種內戰為任人雇傭的“自由”士兵提供了一個樂園。當時經濟的發展也為這種雇傭制度準備了條件。
在日爾曼，萊茵河谷地區封建制度的發展，同北部法蘭西一樣深入，騎士精神同歐洲其他地區一樣盛行。但以東地區的軍事服役制度推行較慢，騎兵的發展也同樣緩慢。薩克森、弗朗科、斯瓦比這些日爾曼部族仍像他們塔西陀時代的祖先那樣，停留在用斧與矛步行作戰的農民軍隊階段，直到10世紀馬紮爾人的入侵引起震動，騎馬射箭的遊牧民族向西席捲了北日爾曼的廣袤平原。日爾曼人急起直追他們的西方表親，發展了騎兵部隊，並改進了社會制度以便支持武裝力量。在薩克森族的亨利與奧托的領導下，西元933年贏得了麥什伯格（Merseburg）戰役的勝利、955年萊希費德（Lechfeld）戰役的勝利，導致建立奧托王朝繼承加洛林王朝，奧托成為皇帝。有些新封的貴族追隨他們的皇帝在義大利從事災難性的征伐。其餘人加入條頓騎士的十字軍，往東征伐，以開拓疆土,拯救自己的靈魂。十字軍遍及科蘭、波蘭與普魯士的平原與森林，所有的掠奪與屠殺都被寬縱的教會認定是神聖事業。他們在那裏自封為統治階級，這類事情在歐洲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tadpolesparse 2008-3-5 00:38
至於英格蘭，9世紀與10世紀來自北歐的入侵導致薩克森的國王們紛紛充實國民軍 [ 譯者注：原文fyrd，系指諾曼第人征服以前的英國國民軍。 ] ，所有的自由民都有從軍義務，這種軍役制度有點類似海峽對岸的加洛林王朝。但是，只有在北歐人征服全歐洲後，這種封建的軍役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實施。北歐的國王們用自己的領主替代薩克森族原來的大鄉紳，這些領主作為敵對領土上的征服力量去執行任務，修建了不少至今仍舊可見的巨大城堡。
從軍事上說，佔領英格蘭的北歐王朝及其繼承人，在疆土拓展方面走得很遠，他們不僅要管住當地的英格蘭人，並把邊疆擴展到蘇格蘭與威爾士地區，還要保持住在歐洲大陸的權力。領主們的義務服役組成北歐軍隊的核心骨幹，後來成為11和12世紀安傑文軍隊的核心骨幹。但是，每年服役期只有六十天，這對於組成一支軍隊並帶去大陸作戰，是遠遠不夠的；更不必說還要鎮壓蘇格蘭與威爾士山民們的叛亂。總之，只靠封建關係組織軍隊已經不夠了。英格蘭的國王們必須另籌良策。他們擴展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他們利用“騎士的附庸性”加強封建制度下的義務服役制；然後，允許他們用錢雇傭人來替他們服役。他們還簽訂契約——定期服務合同——來確定這種雇佃制度。尤其是在島內發生戰事時，領主們常常用這種辦法從當地居民中徵集步兵。
步行的兵士，其中的弓箭手，在13世紀末愛德華一世於威爾士山區進行的遊擊戰中顯示出威力。在這類戰事中，重騎兵是沒有用的。重騎兵習慣于在一個對手也同意選定的開闊陣地上，去橫掃無防禦的步兵。但在威爾士，他們要對付的對手既不是像他們自己那樣的軍事貴族，也不是一個應把他們趕回老家去的入侵部族，而是捍衛自己領土的山民，這些人會很巧妙地騷擾他們，又善於使自己避開來犯者的鋒銳。這更像是基督徒的追獵遊戲：步行兵士就像是獵人助手，去把威爾士人從隱蔽處轟出來，然後由使用長弓的弓箭手從遠距離把他們射倒。這些“長弓手”還在投擲戰中起炮兵的作用——在領兵的騎士開始發起“優雅的打擊”之前，發射火把以擾亂敵陣。這些技術在14世紀初葉對付蘇格蘭人的戰事中收到良好效果。機弩從12世紀以來就有了，長達六英尺的機弩上一次可發出五枝或六枝箭。到了14世紀末，致命射程延長到了四百碼。眾所周知，沒有機弩的摧毀力，就無法穿透鎖子甲。
無論如何，1346年著名的克裏西(Crecy)之戰，可以充分說明。七年前，愛德華三世就已發動了入侵法蘭西的戰爭，企圖攫取法國王位——又一場沒完沒了的王位繼承糾紛，這類糾紛使得歐洲的軍事貴族們樂此不疲達四百年之久。愛德華三世費用昂貴的軍隊主要包含了諸日爾曼小侯國從漢薩同盟 [ 譯者注：Hanse，西元13到17世紀，以德意志北部諸城市為主的北歐城市結成的商業、政治同盟。 ] 的商人那裏貸款雇來的雇傭軍。法蘭西國王謹慎避戰，愛德華的盟軍便因缺錢，星散回家。到1346年克裏西戰役時，愛德華三世只剩很少的騎士來對付比他優越數倍的法軍。於是，他讓騎士下馬，像從前在蘇格蘭打仗時那樣，依靠弓箭手來固守陣地。克裏西一戰最重要的還不是長弓手施於法國騎兵的大災難本身（據可信的歷史記載，法方有一千五百人以上死亡，英方傷亡近一百人） [ 作者注：SirCharles Omen,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Vol.II,London,1924,P145。即使是通常不滿英國人吹噓的德國歷史學家Hans Delbruck，所給出的法軍傷亡也達到了1283人。 ] ，而是它顯示出來的巨大威力。再也不像中世紀的戰爭那樣，敵人騎兵一攻擊．步兵就立刻潰散了。
克裏西一役還不是騎馬的封建主被步行的兵士打敗的頭一次機會。1302年，庫特賴 [ 譯者注：Courtrai，今屬比利時。 ] 自治市的自由民曾用長矛與梭標抵禦阿耳托伯爵的騎士，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家園。法國騎兵(西方世界時髦的標兵)在克裏西慘敗，不得不甚至重新考慮裝備與戰術。他們放棄了鎖子甲，改用金屬片綴成的盔甲(這種盔甲很快成為顯示財富與地位的裝飾物)；並且打仗時不再騎馬。部分原因是座騎容易受攻擊；另一個原因是維持馬隊的費用越來越高；還有一個純屬騎士氣概的考慮：一個不騎馬的騎士無法逃跑，只有堅持下來作戰到底。法國騎兵只要堅持下來，堅持作戰，就會獲得某些成功。但是，當他們進攻時，由於行動不便，視線不佳，難以抵禦飛箭，遂使英國人又獲兩次大勝：一次是1356年的普瓦捷（Poitiers）之役，更著名的一次是1415年的阿金科特（Agincourt）之役，英國人大約殺死了五千名法國人（其中一千人是被俘後殺死)，英方只損失數百人 [ 作者注：Omen，同上，Vol.II,P384;Ferdinand Lot,L`Art Militaire eiles Armers au moyen age,Paris,1946,Vol.II,P8-P15]。 ] 。
到了15世紀，一名裝備齊全並有護兵跟隨的“武裝人員”，已被證明既在戰場上無大效率，又難以昂貴的代價來維持。他們的實用性消失了，矯飾性增大了。他們的甲胄越來越華麗，舉辦比武越來越費錢，他們的社會地位越來越脫離軍事作用．而同家族門第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適足以作為研究門閥、家譜的資料。新規定的騎士勳位刻意摹仿12世紀的光榮勳位以及西班牙的光榮勳位——嘉德騎士是英國的最高勳位，金羊毛騎士是西班牙的最高勳位。聖殿騎士與耶路撒冷的聖約翰戰士，令人想起最著名的收復耶路撒冷戰役。當時，土耳其的奧托曼族低估了十字軍在東地中海的堡壘，這些堡壘如今開始威脅土耳其人在西歐的基地了。法國的查理三世1494年侵入義大利時，耶路撒冷的收復對他來說還只是浮現在他眼前的一樁模糊不清的事件。
把英國人最終攆回島上去的，不是法國的騎兵（無疑地，聖女貞德曾經激勵過他們），而是另一種專業兵種，他們不享有社會地位，僅僅具有與士兵相等的低微地位，那就是炮兵。
拜占廷軍隊與穆斯林軍隊長期作戰的過程中，曾經使用過某些易燃材料——俗稱“希臘火”，通常是在攻城戰中或海戰中用石弩拋射火球。把順序倒轉過來，利用燃燒本身作為發射物的發射火藥，是更難、更危險的事情，還要求有金屬鑄造專家。有諷刺意義的是，西歐出現的這類專家是為和平服務的——鑄造球。從造球到造炸彈，只有一步之遙，大約在14世紀初就出現了。頭一批試驗，每尊臼炮每天只能發射一次，炮筒成管子束狀，就像原始的機關槍。中世紀的手工藝匠人按照龍與魔鬼的形象製造出可愛的惡魔般的機器——最早印刷的書本上曾加以描述，有時帶有高度想像力。到了15世紀，兩種支配此後五百年戰爭的武器開始成型：大炮與手槍。人們深探抱怨這些武器，就像我們今日抱怨凝固汽油彈；不僅因為它們的效果不人道，還因為它們貶低了戰爭，似乎把出身高貴的武裝人員的生命交到了出身卑微的下人手裏。但也如同今日一樣，那些抱怨對手手裏的武器的人，假使自己也擁有那些武器，又該怎樣解釋呢？
這兩種武器的結合使用，是15世紀復興的法國軍隊在對付英國人的戰事中首先出現的。英國因政治紊亂以及軍事上因循守舊，阻礙了類似的創造發明。在戰場上，開戰時發幾發炮彈，就打亂了對方弓箭手的陣形，並使戰士無法在對等條件下進行搏鬥。更為常見的是，法國的國王們使用一長列用於攻城的大炮，在大炮面前，那些法國土地上擁戴英國王室的城堡紛紛坍毀，成為堆堆廢墟。曾在14世紀末主宰歐洲大陸的英國軍事力量再過五十年後便消失了蹤影，克裏西與阿金科特的弓箭手已成為歷史性的古玩珍品。
未來還有賴於另一種步兵。步行兵士能對付騎兵的最簡單的武器仍是長矛。如果矛夠長，陣列夠密集，士兵的士氣夠高昂，這樣的陣式是戰無不勝的，除非有某種炮擊，方能摧垮。馬其頓方陣是歷史上首次記錄下來的步兵陣形。中世紀不可一世的騎兵，除了技術因素外，主要在士氣與社會影響方面咄咄逼人。由於騎兵的機動性，並被賦予社會的與經濟的優越地位，數百年來在軍事活動中具有獨佔的位置。步兵只被當作助手。但13世紀英國金雀花王朝試圖在威爾士山區推行這種作戰方式時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一百年後，奧地利王室在瑞士山區遭到過更慘重的教訓。
使瑞士山民出名的武器不是梭標，而是斧子，柄有八英尺長，他們就用它來殺戮奧地利騎士，砍穿他們的甲胄，不僅1315年在摩戛頓(Morgarten)峽谷，而且1339年在勞本（Laupen)開擴地、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都大獲全勝。由此帶來一個印象：步兵的重振雄風主要依靠士氣以及社會的因素而非技術的改進。後來有個時期長槍大顯威風，那是1476年與1477年瑞士人用它打敗了勃良第(Burgundy)的騎兵。當時，瑞士的長槍兵不僅學會如何堅持守衛，形成一座巨大的、不可摧毀的環形築壘陣地，而且學會了行動，他們的方陣滾滾前進，無情地消滅敢於留在他們前進道路上的任何東西。後來，他們宣佈幾個州獨立，並準備向鄰近軍隊出租他們的軍事力量，因為靠他們自己弱小的畜牧經濟養不活他們的人口。
瑞士的戰術別人不會不學。南面的鄰居日爾曼與奧地利同樣地貧窮，也都好戰，開始培植自己的軍事機構，稱作雇傭兵。與瑞士不同之處在於：軍隊是由更廣泛的社會各階層組成的，貴族責無旁貸，不僅出錢組織、供養軍隊，而且親自參加進去，與士兵同伍。此後，在日爾曼，貴族出身的人“去拖一根矛”成為大家所接受的軍事活動；後來英國亦複如此。至於西班牙，重騎兵從未成為基督教軍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本國缺乏軍馬草料；西班牙的國王們發現雇用貧窮然而傲氣十足的卡斯蒂利亞貴族去當步兵是毫無問題的。
這樣，到了15世紀末，長槍兵成為各個武裝力量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後來，逐漸地，長槍換成手槍，尤其是那種帶鉤的手槍——木把槍或火繩槍。滑膛槍的出現還在二百年以後。到那時，真正的步兵才算出現了。
如上所述，大炮極為笨重，需要由四十匹馬來拉動一尊炮。在戰場上，馬匹對於步兵與炮兵來說，處境很不同。自從克裏西戰役以來，步兵靠弓箭與密集隊形便可使騎兵無法衝鋒，現在，可以用同樣的步兵或炮火來打破密集隊形了。只要適當組織好，衝鋒仍能得手的，即使不行，配有火器的輕騎兵如今也有了可移動的火力了。但是，這裏提到的輕騎兵，已非從前封建領主的舊式騎兵。那時的騎士是獨來獨往、單獨作戰的，他們視勝利為個人的光榮；現在的騎兵則是根據指揮官的意願，選用不同的武器，進行集體的戰鬥。
轉變是緩慢的。1494到1529年間參加義大利戰爭的法國武裝人員看他們自己就像是他們愛讀的阿馬迪斯•德•戈爾與阿裏奧斯托寫的故事集裏的騎兵。他們著意把外表修飾得花裏胡哨，完全不顧戰爭的殘酷與兇惡的本質。這種華麗的裝飾成為歐洲輕騎兵的特徵，沿襲許多世紀，甚至直到今天還未完全消失。
如果說法國武裝人員1494年入侵義大利是忠於封建制度的結果，可是他們的經濟基礎卻不是封建主義的。同步兵與炮兵一樣，騎兵肯來打仗也完全是為了拿錢。
tadpolesparse 2008-3-5 00:38
我們已看到，中世紀的軍事服役中已有一些發薪餉的因素。對於那些歷時長久、地點又遠的戰事，王侯們提供的給養是不夠的，領主們及其下屬人員需要更多的報酬。從為封建主服役同時接受一點報酬，到靠服役來賺錢，這樣的轉變並不費事；對於一個除了打仗再也無所事事、除了打仗別的沒什麼好想的階級來說，更是如此。從12世紀以來，歐洲的人口與財富開始增長。十字軍的安全閥正在迅速關閉；最重要的是，采邑的數目急劇減少。在德國，財富可以無限地分割，不再向諸侯提供經濟支援。英國實行了長子繼承權，其他兄弟只得離家或去參加十字軍團碰碰運氣，或成為雇傭軍。因此，中世紀後期，發展起一個更大的軍事階級，有的是戰爭可以讓他們去打；而如果沒有戰爭，毫不奇怪，他們可以自己製造戰爭。
這些“自由兵“隨時準備用自己的劍來為出價最高者服務。最初，他們加強了王侯們的力量，只要王侯們肯出錢。到了14世紀初，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和法國的國王們實際上己把他們的全部軍事力量都置於發薪餉的基礎上。甚至他們的最大的附庸在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時，也要簽訂契約。一位王侯在一場戰役甚至一系列戰役中能維持住一支軍隊的費用的話，那麼他的對手也必得做同樣的事情。金錢也許來自“兵役免除稅”，即由不服兵役的附庸出錢以替代服役；或者來自稅收或教會的贈款。但主要部分來自貿易，既有王侯能完全控制的貿易，也有向商人預支的貸款，或來自特殊的贈與——通常是回報所提供的服務或特權階級的贈與，以及市鎮代表機構與其他工商階級的捐款。議會三個等級 [ 譯者注：歐洲封建時代三個等級為：僧侶，貴族，平民。 ] ，非軍事的代表會議，社區的非貴族階層，對於一個王侯能否順利備戰，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但是，金錢是早晚要用光的。戰爭停下來了，士兵們（現在可以準確地用這個字眼了）即被遣散。這些人無產無業，甚至無家可歸，只有一處“伙房”可去，“伙房”能提供他們一份口糧，介紹他們就業。
在義大利，經過“授職戰爭” [ 譯者注：教皇與國王之間因授職糾紛引起的戰爭起自11世紀晚期,連綿不斷。 ] 忠誠一詞已蕩然無存。這一戰爭包含多次小戰爭，這些戰爭的經費是不愁的。那些受雇傭的團夥直到13世紀仍是獨立的，很活躍的，有時替出錢的人直截了當地去當兵打仗，有時受雇去從事敲詐活動（第二章將詳細說到）。在法國，一百年後，這些人的活動達到了最高峰。“百年戰爭” [ 譯者注：英法之間1337-1453年間斷斷續續進行的王朝戰爭。 ] 中，雙方都使用雇傭軍，是一顯著特點。雇傭軍中，出身高貴的與出身微賤的都有，在戰爭間隙，他們就居住在鄉下。從14世紀中葉到15世紀中葉，這些被稱作“敲竹槓者”的人自由自在地在法國各地遊蕩，集體地或個別地從事搶劫、強姦、縱火。在找到另一個雇主可以拿到薪餉以前，他們就不斷地進行這類活動。法國國王對他們深感厭惡，不惜在西班牙與匈牙利發動幾場戰爭，目的只是為了把這些人弄出去。直到百年戰爭結束，情況才開始好轉。國王利用法國商人對他們的絕望情緒，獲得權力徵收一種特別稅——按人頭徵收的戰爭稅，才把皇家武裝建立在一個常規基礎上。15世紀末，人頭稅成為永久性的稅，無需再次獲得議會的授權。這樣，皇家財政才走上正軌。
最初一次議會批准，是在1439年，授權給查理七世的。1444年，查理七世頒佈法令，使許多在國內滋事生非的雇傭軍團夥永久歸入皇家服役機構，同時強制解散其餘部分。隊長拿到一大筆錢後，或基於封建制的義務，或根據協定性的“契約”，無疑完全可以找來一批人，養活這些人。官吏全部由國王任命；官吏與下屬都由王國政府直接付薪，居住在國王指定的市鎮。他們是一支純粹的雇傭軍隊，儘管不是國家軍隊。日爾曼，蘇格蘭，義大利，都有這樣的軍隊。對於法國國王的對手、富足的勃艮第查理公爵（大膽查理）來說，這些軍隊都是可怕的力量。二十五年後，公爵看到有必要模仿，便照樣培植了一支軍隊，立即發動一系列軍事冒險，結果使他慘敗於瑞士與法國人之手，斷送了勃艮第的前途，本來這個地區大有希望成為歐洲強國之一的。
法國的國王們是深謀遠慮的。在半個世紀內，他們聰明地以通婚的手段來鞏固他們的疆域，增加他們的財富，積蓄他們的軍事力量。最後，查理八世於1494年來到義大利探求文藝復興帶來的誘人的榮耀、冒險精神、威力與德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正因為有一支歐洲從未見到的最優秀軍隊：由瑞士長槍兵組成步兵核心；每座堡壘都配備一支高貴、自豪的輕騎兵，一長列青銅鑄造的大炮，……這些都從富足的國庫支取經費。這支軍隊同三百年後拿破崙帶到同一戰場的軍隊在組成上沒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儘管武裝人員自己不願意承認，而事實上，騎士的戰爭已成為過去。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0
第二章 雇傭軍的戰爭
事後來看，我們可以把查理八世的軍隊稱之為最初的“現代化”軍隊。這支軍隊包含三種武裝力量，相互密切配合，並且其中很大部分人員都由國家金庫付給工資。歷史學家通常把1494年由於法國入侵爆發的“義大利戰爭”作為“現代歐洲歷史”的開端。但是，15世紀末只有少數人意識到已進入一個新時代的黎明，無論是戰事或其他方面，都在“換齒輪”了。而絕大多數人並無此種意識。
上一章，講到中世紀晚期出現某些仿古風氣，尤其是法國的輕騎兵，他們是皇家武裝力量的中堅。這種仿古風氣一直延續到16世紀中葉，至少直到兩位君王——法蘭西的法蘭西斯一世與德皇查理五世對抗的消失。這兩位君王把仿古風氣帶給各自的下屬，他們的爭吵成了歐洲全部政治活動的中心。大大小小的戰爭充滿了16世紀上半葉，1559年雙方以卡塔凱佈雷斯的對峙僵局結束戰爭，這些戰爭的起因完全是“中世紀式”的。就是說：是為確保或捍衛某個人的財產權或繼承權，為制服某些不忠的附庸，為捍衛基督教反對突厥人，或者為教會反對異教徒。查理八世入侵義大利以支持安茹王室(House of Anjou)登上那不勒斯的王位，反對阿拉岡王室(House of Aragon)，由此引起一場十字軍戰爭重占了耶路撒冷。查理八世的繼承人奧爾良的路易十二世又把戰爭延長，以維護自己對米蘭公國的王權，反對斯福紮斯（Sforzas）王室及其帝國庇護人。德皇查理五世於1517年獲選後，把這些爭執都繼承下來，首先是繼承了阿拉岡王室的祖父斐迪南的爭執，其次是繼承了皇帝馬克西米安的爭執；這兩樁爭執結合到一起，又產生了第三場爭執：一位祖母，卡斯蒂利亞的伊薩貝拉要爭得那瓦勒的王冠；還有第四場爭執：勃艮第的瑪麗要求收回她父親“大膽查理”丟失給法國國王的土地。在所有這些爭執中查理五世的對手都是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法蘭西斯一世也是個爭奪王冠的失敗者，他曾幫助日爾曼諸叛亂的清教徒諸侯反對德皇查理，試圖以皇帝的威權駕馭局面；同時，他還同突厥人維持一種曖昧的默契關係。法蘭西斯一世還反對查理五世向地中海威脅性的進軍；查理企圖集中武力予以反擊但未成功。這樣，至少本世紀的前半個世紀，戰事仍只是個別諸侯間因王位繼承問題的個人之爭，而不是省州間的衝突，更不是國家間的衝突。1536年，查理五世認為向對手挑戰決一雌雄的時機到了，便向對方挑戰。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預，爭執暫時平息，在尼斯舉辦了一場奢華、鋪張的顯示友誼的表演，兩位國王信誓旦旦，就像一些基督教的王侯們四百年前曾一再做過的那樣，最後用共同參加十字軍掩蓋了彼此的分歧。
然而，這些爭執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意義是重大的。眾所公認，查理和法蘭西斯之所以能繼承王位，主要是來自他們的祖先深謀遠慮的王室聯姻。他們的領土廣闊，但統治能力不強。查理打算把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繼承下來的領土分成兩國以便易於治理，即西班牙與奧地利兩國。1559年，法蘭西斯的兒子亨利二世去世後，法國重新陷入內戰長達五十年之久。但是，統一的過程並未中斷。在眾多相互爭奪的公爵與伯爵堆裏，出現了幾個各有特色的、有威望的王侯，成為數個新的中心——政治、財政與軍事的中心。等級的劃分不是很清楚的，尤其是日爾曼，幅度很大，從重要的王侯如巴伐利亞公爵、薩克森公爵，到只有數英畝領地的封建領主如士瓦本、法蘭克尼亞。越來越清楚的是，查理五世死後重起戰事的那個世紀裏，諸侯之間的相互關係不再決定於封建的從屬或對立關係，而是決定於經濟與軍事的實力，其中的較強者便能積累更多的力量。諸侯並立的局面只有在日爾曼能維持下去；哈布斯堡王室則一直在忙於同法國人與突厥人打仗。即使是義大利半島上的諸城邦，從16世紀已開始兼併，後來剩下六七個，到該世紀末，大部分被哈布斯堡王室吞併，只剩薩伏伊、威尼斯與教皇領地，比象徵性的政權稍強些。
到了16世紀，獨立的代價變得很高。不僅要為壯觀的系列大炮付出高昂代價，就是必不可少的職業步兵，代價也不低。建造城堡需要更加精心地設計。具有政治權力提高稅賦，或有信用能從新興銀行家如富吉家族與威爾塞家族貸款的王侯們，才能打得起仗，把較弱小的對手趕得銷聲匿跡。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查理五世同法蘭西斯一世間的幾次戰爭之後，隨之而來的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發動的斷斷繼續的戰爭，原因是皇家財庫破產，不得不經常停戰。直到17世紀下半葉，歐洲的王侯們對領土上的資源有了充分控制權之後，才能維持住本國的常備軍並發動較長時間的戰爭。到17世紀末，就像兒童已經成年那樣，可以看清楚哪些王侯能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動戰爭，哪些王侯則不能。
這種變化在有關戰爭的著作中亦有反映。中世紀的作家從阿奎納斯（Aquinas）以來，總認為戰爭由諸侯發動的才算正當，這一原則記錄在14世紀專供武裝紳士閱讀的一本袖珍指南中，即霍諾雷•博內特所著的《戰爭樹》 [ 作者注：Honore Bonet,L'Arbre des Batailles,ed.G.W.Coopland, Liver-pool, 1949.該書首寫於1382-1387，迅速地成為權威著作，通過無數手抄本和印刷版本傳播開來。 ] 。博內特寫道：“一個平民百姓不能去向欺侮他的人討還公道，必須由諸侯來為他們主持公道。”接下去，他又無可奈何地承認說：“但如今的戰爭，甚至普通的騎士也可發動，而根據法律本來是不許可的。”法律的確說得很死，諸侯比他的主要附庸的權力稍大些，住在堅不可摧的城堡中的較小的男爵只能在他們自己的領地內實行統治。諸侯權力得到鞏固後，中世紀法理學家所稱的“私人的戰爭”便告結束。16世紀與17世紀的作家嚴格區分開“成熟的城邦”發動的戰爭與私人組織發動的戰爭，這些私人組織已失去封建的約束，蛻化為私人的打手甚至土匪。
“城邦”變得“成熟”，以及有王權的諸侯的出現，成為獨立的最高權威，法令在各省的土地上都有效，這就把義大利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原則推廣到全歐洲，義大利的城邦體系已存在了一百多年了。馬基雅維裏(Machiavelli)十分犀利地概括了這些現象，強調指出，城邦能單獨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只要戰爭是必要的，那便是正當的。”但事實上，沒有更高的權威能判斷是否必要。Salus principis superma lex(國王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這一觀點逐漸為歐洲著名的法理學家們所接受：法國的博丁(Bodin)，義大利的金泰利(Gentili)，西班牙的維多利亞(Victoria)。他們同意：雖然存在著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充分與不充分的敵對理由，但最終，諸侯是唯一的評判者，而通常雙方都認為自己有理 [ 作者注：See Ian Brownli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Oxford,1963,P8-P12. ] 。但是,這些觀點應當同偉大的荷蘭思想家雨果•格羅提斯(Hugo Grotius)研究基督教統一性的老概念調和起來。他在1625年出版了《戰爭與和平的規律》一書，正當西班牙與聯合行省之間的八十年戰爭的中期。聯合行省雖已被承認，但被看作是捆到一起的，並不忠誠於某個共同的領袖，而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從自然法衍生出來的“國家法”依然認為是捆到一起，因為不存在一個宮廷來實行強制。只有宮廷才能單獨判斷戰爭理由充分或不充分，以及戰爭行為中哪些是允許的，哪些是不允許的。格羅提斯實際上創立了有關國家關係、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若干思路，至今我們仍在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沿用。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0
格羅提斯的論點是他從北歐、西歐幾乎連續不斷的戰爭中體驗得來的。到17世紀初，一百年前的戰事中那種騎士氣概的魅力已完全消失。格羅提斯1625年寫道：“我見到基督教世界普遍存在著的製造戰爭的許可證，即使是蠻族國家也要為之羞恥的；一些無足輕重的理由，或者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就可以引起戰爭；而一旦戰爭起來，有關神聖與人道的法律便被拋到一旁，似乎人們只要一打仗就有權利犯各種罪行而不受限制。 [ 作者注：De Jure Belli ac Pacis,ed. William Whewell,Cambridge,1853,Vol.I,p.lix. ] ”格羅提斯希望對戰爭規定一些界線,他認為，需要對此進行更加細緻研究的時候到了。
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已在本章題目中暗示出來。無論這一時期戰爭的基本原理是什麼，不管是繼承的爭執，或是16世紀後半葉常見的宗教信仰的衝突,戰爭的實施依賴一個純粹商業基礎上用簽訂契約組織起來的很大的國際性階層。這已不是什麼新事物，這是我們在上一章中見到的中世紀晚期已出現的事物的繼續發展，只是如今已更為系統化，已更為完整。即使如法國16世紀初期仍存在著封建制度規定的騎士服役現象，貴族們已失去從軍的嗜好，更多的興趣放在了商業利益方面。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正是在法國，首先發起這一初步的模式，到了下一個世紀，便發展成為職業軍隊。但是,“雇傭的武裝人員”是15世紀才有的。16世紀法蘭西斯一世用皇家財庫建立起來的步兵“軍團”還只是零星小部隊。法國也好，歐洲其他地區也好，這些軍隊建立起來以後，都由一群主辦人帶領去作戰，主辦人則只對能準時地、不折不扣地付給他們現金的雇主效忠。
這種軍事契約在義大利半島風行二三百年，最後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紮根。在義大利，如我們在上一章已指出的，經過“授職戰爭”，封建結構四分五裂，貴族們紛紛各行其是，各城邦很早發育起城市經濟，完全具有支付雇傭軍隊的能力。再加德國皇帝們把外國騎士團夥帶到南方來，以及14世紀十字軍退潮留下來的一部分，都隨時準備聽命于任何雇主，對不給錢的主人則要他們的命。其中最蠻橫、殘暴的是“大幫”，接近一萬名粗漢，有多種國籍，從1338年至1354年的十五年間橫行一時，幫會對其成員則實行“保護”。數年後，繼之而起的，是那麼一群“劫道的” [ 譯者注：routiers, 法文，指中世紀專事搶掠的武士團。 ] ，系英法“百年戰爭”1361年結束後被解雇下來的一幫人，在“英國的約翰•霍克伍德爵士”的旗號下從法國南下，組成著名的“白幫”。義大利人發現，這些野蠻的外國人雖然比可信賴的本國戰士能打仗，但他們不僅欺騙雇主，而且還掠奪政治權力。到14世紀末，外國人也被同化到當地的貴族中去了，或者回老家了，或者死去了，而“雇傭兵” [ 譯者注：原文為condottieri，義大利文。本書常用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拉丁文等辭彙，甚至荷蘭文、瑞典文等等，譯注一般不再一一列出。 ] 這個名稱卻永久留了下來。
“雇傭兵”簡單說來就是“簽約者”，服役契約包括：擔任何種兵種，服役時間，以及酬勞多少。簽約的人有各種各樣，從小團夥的頭頭，到重要的貴族如貢紮戛斯、埃斯特、科隆納斯，這些人都曾被獎與土地或采邑。有些人仿照蒙特費特羅(Montefeltro)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在厄賓諾(Urbino)所做的那樣，自封為獨立的諸侯。其餘的，或者成為城邦的政治首領如維斯康蒂家族與斯福紮家族，或成為城防專業顧問及服役新兵的教官或指揮官。
“簽約者”提供的武裝力量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騎士，此外，至少有一名穿盔甲的武裝人員，有一隊扈從與一名小聽差，一批持矛或弩的步兵，整整一隊人；到15世紀末時，步兵裝備上了火繩槍。指揮戰鬥，尤其到了像安德列•勃拉其奧(Andrea Braccio)和法蘭塞斯科•斯福紮那樣的專家手裏，就成了狡猾的遊戲，玩弄種種假像，慣常保留一支力量直到最後決戰時刻，這種謀略常常使敵方猝不及防。戰略戰術成為戰爭的藝術。他們的雇主既然出了大筆金錢，就要求有決定性的戰果，而“簽約者”常常不甘心照辦。馬基雅維裏曾譏諷他們打不流血的仗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肯定他們是小心謹慎地使用他們的職業隊伍；尤其是在出了大價錢作為投資的情況下，一個魯莽的決定就有可能毀掉這支隊伍，再要恢復起來可又要付出昂貴代價。當然，他們這種玩世不恭、優柔寡斷的作法，只能是惡劣的表演。15世紀末，瑞士長槍兵、法國和西班牙雇傭軍在義大利戰場上既帶來了一場新鮮的全面表演，也帶來了一場新的流血。
但是，這種狀態為時不長。1494年福諾伏(Fornovo)戰役到1525年帕維亞（Pavia）戰役，中間有十多次重大戰鬥，此後差不多一百年，西歐幾乎見不到大的戰役。可以舉出若干原因，包括築城技術的改進與火力的運用(稍晚些)；但並非不重要的是義大利類型的軍事企業向阿爾卑斯山北麓延伸，很自然，他們的意願當然是要保護這些昂貴的工廠。人們情願小心謹慎地保持著一支強大的專業武裝力量，以便借此得到財富、政治影響或土地的回報；而不再追求策劃與指揮戰爭的榮耀。強大的專業武裝力量需要勇氣、毅力，偶爾還要自我犧牲；懦弱膽怯或慌手慌腳在戰爭事業中是沒有市場的。但是，對職業士兵來說，如果有更好的辦法獲得他們的目的物，就不一定非殺人不可；成功地結束一場戰爭不是最差的辦法是設法延長這場戰爭，即避免戰鬥，在敵方的國土上吃住，直到把對方吃窮，等對方的雇傭兵四處星散，敵方就不得不慌忙乞和了。1525年在帕維亞，法國國王的雇傭兵在瑞士人面前作鳥獸散；1547年在米爾伯格(Muhlberg)，新教徒的德國諸侯被查理五世打敗，是這一時期的拉丁文標籤“pecunia nervus belli”(“錢財能搞活戰爭”)的最佳說明。
歐洲雇傭軍中某個時期最吃香的、也是最為聲名狼藉的，是瑞士雇傭軍。瑞士雇傭軍在14世紀就配備了獨立的大炮，並有戟與長槍。他們因經濟貧乏，只得靠軍事技術維生，誰給錢為誰服務——逐漸地，在16世紀中，雇主多半是法國人。但瑞士人是極其獨具一格的。首先，戰爭對他們來說，只是一門國家的企業。簽訂契約的權力握在某個擁有大炮的權威人士手中，雇傭兵的挑選也由他來決定。打仗的時候，雇傭軍內實行的是類似行業公會裏吵吵鬧鬧的民主。其次，瑞士兵是高度專業化的。他們有很厲害的長槍方陣，持劍與戟的兵士善於肉搏。後來，他們用少數火繩槍與手槍來保護自己的側翼，但基本上不改變原來的戰術。為此，等到射擊變得越來越重要，隊形越來越多變時，瑞士的長槍方陣便落伍了(如恐龍不能適應新環境），就像中世紀後期英國的弓箭手成了步兵歷史上的擺設。16世紀步兵作戰形式主要是從德國與西班牙的職業兵那裏沿襲下來的。
瑞士的最大對手是德國南方的雇傭兵，他們較能適應戰爭條件的變化。德國雇傭兵的領導人認為，戰爭及其所需的技術，是純粹的生意經，而不應當是某種僵硬的定例；而瑞士人恰恰具有相反的傾向。德圍雇傭兵以慣使長槍出名，當戰場上更需要“射擊”時，他們便雇傭槍手，雇人範圍從社會階層與地緣角度來說，都比瑞士更廣。原先的德國雇傭軍是從南德意志的小貴族及其家臣中產生的。16世紀早期，他們之中的騎士逐步擴展活動範圍，騎兵、炮兵、長槍手、射擊手都幹。儘管德國貴族仍是這種武裝力量的中堅，而失去土地與稅收的較小貴族卻無法同財產不斷增長、屢屢炫耀財富的鄰居相頡頏，於是他們不得不去當兵，最終扯起了德意志雇傭軍的旗幟。16世紀末，戰爭成了國際間的交易，隨著武裝的擴展，軍隊中貴族占的比例逐漸縮小，各階層中愛冒險的人與生活絕望的人比例增大。由於當兵要自己準備武器與裝備，最貧窮的人便被排除在外；但只要一旦能受到錄用，一名意志堅強、野心勃勃、無所顧忌的青年人爬到社會階梯的上層去的前景是頗為光明的。報酬是有彈性的，如果他能通過打仗、傷病活下來，也未遭同事的搶劫，也不酗酒、不賭博，那麼，戰利品、贖金、繳獲物都有他的份，他可以攢一筆資金去經營一片企業。
這種前景對青年人當然有誘惑力。因此，到了16世紀末，這種當兵的買賣成了不分階級、不分國家、然而並不穩定的事業。雇傭軍可以為任何主人服務：新教的德國人可以愉快地在西班牙或法國的旗幟下打仗；義大利的專業雇傭軍可以為英格蘭或荷蘭的女王服務；雇多長時間就服務多長時間。無人雇傭期間，他們便向宿營地的農民與商人徵集日常所需的基本物品。在1574年發生的“西班牙怒潮”就是一個最可怕、最驚人的例子：當時一些無人雇傭的西班牙軍隊把安特衛普一再洗劫。16世紀後期與17世紀，無數北歐與中歐的城鎮與農村都遭遇過這樣的厄運。這些軍隊已經越來越多，又不能經常領到工錢，便變得越來越難以管束。他們像蝗蟲一樣掠過地面，摧毀所有能碰到的東西。
能夠獲得巨大財富與權力的幸運士兵是不多的。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只有幹得最好的人才能到達頂端。17世紀早期，握有軍隊實力、自封為貴族的有：在荷蘭替西班牙國王管理軍隊的熱那亞人斯賓諾拉侯爵(Spinola)；1618年替不走運的選帝侯帕拉蒂尼組建軍隊、後來又投靠出價更高者的恩内斯特•曼斯費爾德伯爵(Ernest of Mansfeld)；歐洲最大的軍工企業家、最富有的、來自波希米亞的阿爾佈雷克特•華倫斯坦伯爵(Albrecht of Wallenstein)，他的控制的領域從波羅的海直到波希米亞，他的工廠生產出來的武器與軍用物資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供應帝國軍隊；薩克森-威瑪的伯納德（Bernard）親王先是為瑞典後來又為法國組建軍隊。伯納德具有特殊影響。他後來成為較小的德國諸侯的原始模型，他們的財富與政治影響依賴于向更有權勢的鄰居提供小型而有效的軍隊；本世紀稍後，勃蘭登堡選帝侯，那些繼承者—普魯士國王們對此種活動最為熱衷。
很有意思的是，這些龐大的軍事企業主從未掌握政治權力。華倫斯坦最為接近，他在梅克倫堡獲得一大片土地。要是他能活得更長，他也許能建立一個合法的王朝，其疆域足夠成為一個王國。但戰爭連續不斷，這些演員無法在國際舞臺上成為永久性的角色。當1648年和平來到時，和約規定王位只能歸於三十年前戰爭開始前就已是德國貴族的人，這一規定頗使人驚訝。
這些人領導的是些什麼樣的軍隊呢？從本質上看，與查理八世1494年率領入侵義大利的軍隊沒有很大的不同，即：有輕騎兵。有配長槍或手槍的步兵，以及炮隊。雖然，這一時期這三種武器都已有長足的改進。1648年在歐洲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同18世紀馬爾伯勒與腓特烈大帝作戰時使用的武器更接近；而同法蘭西斯一世與查理五世在16世紀的戰爭中所使用的頗為不同。這些改進不僅由於科學技術有了顯著進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武器製造工藝方面經過反復試驗校正，已有了穩定的框架，這一框架直到19世紀產業革命以前基本上保留未變。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1
中世紀晚期最引入注目的創造——火器的發明，用於戰場是一個緩進的過程，大炮的創制與使用便是個明顯的例子。在攻城時，大炮的確具有廣泛的、持久的效果，但是，因造價昂貴，有點得不償失。這還不單是武器造價問題，還涉及到在戰場上使用它們的人。1472年米蘭公爵以擁有十八尊大炮為榮，但他需用五百二十二對牛與二百二十七輛馬車去拉動它們。法國人用馬代替牛，用殺傷力更大的鐵彈取代石彈，結果使整個炮隊不言而喻地更加笨重。16世紀末，通常計算一門炮需要二十到三十匹馬的馬隊去拉它，還要有四十匹馬去拉運載彈藥的馬車。軍隊行進中，這麼大的運輸量如何在歐洲顛簸不平的道路上通過，很可以想像一下。在冬天進行戰爭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炮拉到了戰場，也還不能很快就緒。為了取得最大效果，必須把它們拉到軍隊的前面，或者軍陣的間隙中，給對方來個齊射，算是“見面禮”。這對敵方的步兵方陣來說，確實是可怕的威脅，瑞士兵往往不等炮彈落下就四下逃散。由於開炮的頻率很低，並由於強大的後座力與瞄準誤差，著彈點不準確，結果常常是根本不造成傷害。正如馬基雅維裏所說的：“大炮經常打不中步兵，因為步兵的目標低，大炮瞄不准。如果炮口高了一點，炮彈就打到步兵後面去了；如果炮口太低，炮彈擦地而過，就打不到步兵跟前。”一位英國作家一百年後於1604年寫到同樣的事情：“大炮很少傷人，或者從來沒有傷過人”，只要步兵“蹲下來，跪著，直等飛走。” [ 作者注：Nicolo 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book III,Chapter 7.Thomas Digges Four Paradaxes(1604), 引用於C.H.Firth,Cromwell’s Army,London, 1902,P145。 ] 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打算改變這種局面，但整個16世紀，步兵仍舊是戰場上不可輕視的王牌。
小武器可較快瞄準靶子。生產手槍較便宜，比機弩更易於使用，儘管還不能連發，對穿甲胄的騎兵的殺傷力可不小。早在16世紀，火繩槍已讓位給長把笨重的滑膛槍。滑膛槍的不便處是需用一個叉形支柱，裝彈藥與擊發過程既長又麻煩，但它射出的子彈可以穿透三百碼以外的厚胄，對付輕騎兵是非常適用的。英國人仍緊緊抓住他們可愛的長弓不放，直到16世紀末。堅持用長弓的人說，長弓比滑膛槍輕，也好拿，並且易於連射。但要提高射箭的有效率，弓箭手必須經過長期、緊張的訓練，這種訓練即使在英國也已不易辦到。因此大家公認，對付輕騎兵最有效的武器還是滑膛槍。
對付輕騎兵還不是“射擊”的原始目的。最早是，在機弩手的配合下，手槍手“射擊”的主要任務是在發動進攻前起到擾亂、恐嚇敵方的作用；當然，機弩手與手槍手都是在長槍手方陣（主攻力量）的掩護之下的。長槍手不擔任進攻而是堅守陣地時，他們擋住輕騎兵衝鋒的辦法是用長槍紮馬匹，用戟頭的鉤子把騎兵挑下馬來，然後用長劍結束敵人的生命。進攻時，也是長槍手方陣隨著鼓點打前鋒，掃清前進路上的一切障礙。16世紀各國軍隊中，除了一個國家例外，都把最高榮譽給予被強大的長槍紮傷了的人。
這個例外的國家便是西班牙。16世紀與17世紀的前三十年，西班牙的步兵打算主宰全歐洲的戰場，這些步兵在幾個方面是不同尋常的。首先．兵士最初都是徵募來的，1494年瓦拉多裏德（Valladolid）法令規定：十二至四十五歲的男子中，十二人抽一人，抽中的須在國內或國外服兵役（有工資)。這種模式多少是從法國學來的，但法國沒有成功。而西班牙人成功地在軍隊中組成一個專業兵士的堅強核心，直到軍隊大部分成為志願兵以後，仍保留了這樣的模式。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至少是因為西班牙不存在重騎兵的傳統。而法國早從查理大帝時就開始這一傳統了。西班牙荒蕪的農村不適宜馴養騎兵用的馬匹。西班牙光復戰爭 [ 譯者注：西班牙中世紀時期驅逐伊斯蘭教徒的戰爭。 ] 時期，最初專門從事偵察、搜索工作的兵士只能騎一些小的矮種馬。西班牙貴族不像法國與勃艮第貴族那樣講究騎士風度，不少西班牙貴族常常去當佇列裏的步兵，儘管他自己還可能帶一名僕人，還有兩三匹馬替他馱行李，或馱著他行軍。
1495年阿拉岡的斐迪南（Ferdinand）向那不勒斯進軍以求承認他對該城邦王位的繼承權，他的軍隊不用長槍與火繩槍，而是用長劍與圓盾，像義大利諸城邦的軍隊那樣。馬基雅維裏對此十分欣賞，但長劍與圓盾對付不了瑞士的長槍方陣。西班牙司令官貢薩爾伏•地•科爾多瓦（G. di Cordova）立即改用新武器。他不僅比他的對手更多得多地使用長槍與火繩槍，而且像英格蘭的愛德華三世在克裏西使用長弓那樣，他把火繩槍從輔助性的起騷擾作用的武器改作防禦時的進攻性武器。他把它同陣地壕塹結合起來使用。1503年的凱裏格諾拉（Cerignola）之役創立了一個模式，以後常被襲用。西班牙人讓敵人（法國輕騎兵與瑞士長槍兵）徒勞進攻他們的堡壘，用火繩槍逐個瞄準射擊，直到敵人疲勞下來抵禦不了西班牙的反攻。最輝煌的例子是查理五世1525年在帕維亞的大勝利，法蘭西斯一世本人作了俘虜。從1494年在福爾諾伏開始，1525年在帕維亞結束的二十一年間的大小戰役中，我們可以看到火力從單純的輔助作用逐漸成為主要的、決定性武器，火繩槍不再是長槍方陣的小小附屬品，雖然長槍方陣主要是起掩護射擊的作用的。西班牙人據此于1534年重新組織他們的步兵，每支雇傭軍由三千名步兵組成，不再是每六名長槍手配備一名滑膛槍手，而是像義大利軍隊那樣，長槍手與滑膛槍手各占一半，滑膛槍手的工資按專家待遇付給。這種變化過程發展到最後，長槍只成了步兵滑膛槍上的一把刺刀了。
到15世紀末，軍隊大凡採取攻勢的，就頗佔優勢。因為在長槍方陣進攻時，有大炮為之轟開缺口，同時又時興用騎兵來進行衝鋒。這是二十五年來火力武器發展的結果。但是，這一時期內，也經常出現能動的武裝不吃香的狀況。向敵方衝鋒的騎兵發現自己被一排排長槍或壕塹或路障礙擋住了，並受到了滑膛槍手逐個瞄準射擊。這樣，騎兵又從衝鋒工具轉變為能移動的火力。最初是騎兵在後鞍上帶一名火繩槍手。後來發展到騎兵自己帶一枝已上好膛的火器。有一個時期，騎兵扔掉了大砍刀，情願用手槍。但當時的手槍只能在五步以內的距離內射擊方有效。為使這些武器有效地發揮作用，必須用“馬回轉”的辦法：一組組騎兵連續不斷地奔向敵陣，在有效距離內不管瞄準瞄不准，開火後立即向左或向右逸去，……周而復始，輪番上前。但沒有什麼記載證明這種戰術能收到很大效果。
所有這些為我們已討論到的現象提供了進一步的解釋，即從1534年米爾伯格之役到1631年佈雷頓菲爾德之役之間的一百年間，歐洲戰場上見不到重大的戰役。只有1600年荷蘭紐波特一場不大的戰役，再就是1621年白山之戰是唯一的例外，經過這場戰爭，波希米亞作為一個獨立角色已從歐洲舞臺上消失了。我們已見到的，以及將要見到的另一個一百年，處在一個長期對峙的局面，即使有戰爭也僅僅是對包圍要塞，解救要塞這樣的大事的配合行動而已。
這並不新奇，城堡的確主宰著中世紀的戰事。圍攻城堡常用的方法都是那些經典的老古董：石弩，撞牆錘，雲梯，以及最有效的手段——饑餓。大炮結束了這些東西。土耳其人的大炮轟坍了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對結束一個西方歷史時期具有象徵意義。城牆築得很高，使雲梯夠不著；並築起比城牆更高的瞭望台，以便指揮城堡四周的軍隊，但只要炮彈擊中它們的底部，便可憐地坍下。1494年查理八世幾次圍攻義大利的幾座要塞，使用了大炮才使義大利人屈服。
解決問題的答案很快找到。火只有用火來對抗。最初，防禦一方只有臨時湊合。他們通過牆垛的槍眼用火槍向外射擊，不讓敵人靠近。又在被大炮轟開的缺口築起土方工程，派人把守。後來，他們放棄寶貴的“可見性”優勢，但求防禦的實際性。如馬基雅維裏所寫：“我們主要的考慮，在使城牆曲折、迂回，有幾處地窖與藏身之處，敵人敢於前來，便會正面與側面受阻” [ 作者注：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Book VII, Chapter I。 ] 。這又導致修築“棱堡通道”，使城牆突擊部分的棱堡可相互支援，並可從兩翼或後面射擊入侵之敵。城牆築矮些以免目標過大便於敵人轟擊；牆內則用土方工程加以填實。城堡週邊挖一條護城河，河面受到火力掩護，或由河外的武裝力量加以保護；碉堡前方築一光禿禿的斜坡，使進攻者處於明顯暴露的地位，便於防禦者集中火力。
這樣的城堡最初是義大利城邦於15世紀的後十年內逐步添加湊成的；接下來的五十年內，推廣到全歐洲，不僅為軍事所必需，而且也為了炫耀城市的顯赫，尤其是能請到桑蜜雪兒（Sanmichele）或聖加羅（Sangallo）這樣的義大利專家來設計的話。本來是為了當地城市的防禦，到了17世紀，沃邦(Vauban)在法國，科霍恩(Coehorn)在荷蘭，把它發展為連續的防禦工事。法國的國王們把梅斯(Metz)變成一個大堡壘，擋住德國通往法國心臟地帶的大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就是馬奇諾防線的祖先。“聯合行省” [ 譯者注：今荷蘭。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戰勝西班牙人以後，承認了“聯合行省”（後即演變為荷蘭）的獨立。 ] 在梅斯的後面修築了碉堡與河道，阻擋了西班牙的入侵長達八年之久，無疑起到了像英吉利海峽那樣的防禦作用。這些堡壘是攻不破的，軍隊想從它們旁邊溜過去也辦不到，因為軍隊的輜重、供應無法躲避要塞內駐軍的出擊。企圖繞過去的軍隊必須掩蔽起來，即把軍隊拆散，或偽裝、改扮，但這樣做即使未被守軍消滅，也要耗費大量時間，而在16世紀，軍隊的時間就是金錢，金錢就是軍隊。
1529年義大利戰爭結束時，佩特羅•納瓦羅（P. Navarro）與普羅斯佩羅•科羅納（P. Colonna）等專家創立了“攻城術”的大概輪廓。攻城者用鐵鍬來對付守城者的火力。首先，他們在要塞四圍挖壕溝，距離正好在炮火射程之外。由這些寬可容人的壕溝朝要塞方向挖成直角鋸齒形的壕溝，其寬度剛好避開要塞方向來的縱向火力，並沿線有間隔地安置隱蔽的炮組。一旦挖到要塞前的斜坡邊緣，工兵將地雷埋到碉堡下面，連上引火裝置，這樣，守城軍士一出來就會自己引爆地雷。到了關鍵時刻，攻城方撤去炮組的偽裝，集中火力轟擊他們選定的突破口，引發埋好的地雷，發動全面進攻。這種高潮的到來，也許從開始掘壕起計算，只需數周。特裏斯特拉姆•尚迪(T. Shandy)在佛蘭德的“托比叔叔”的經歷，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線”士兵的經歷，同16世紀在義大利、17世紀在低地國家 [ 譯者注：佛蘭德包括現比利時的東佛蘭德省與西佛蘭德省，以及法國北部部分地區。低地國家即指荷蘭、比利時。 ] 打仗的士兵的經歷不無相似之處，這種挖壕作業冗長乏味，並且危險，有害健康，但成為歐洲士兵的重要經歷，長達二百多年。
所有這些，——要塞的推廣，防禦方占盡優勢，雇傭軍代價昂貴，以及領導人常有的謹慎，說明了為什麼一百多年來歐洲的戰爭拖拖遝遝、零零星星，好像濕木頭在悶燒，或者是受慢性病拆磨的病人，只好自我調侃；戰爭已不能像催化劑那樣起作用，動輒建立什麼新的政治秩序。“三十年戰爭”在野蠻性方面降到最低點，卡路特的蝕刻畫裏與格裏默肖森的散文中對此只作過乏味的描畫。雇傭軍為著生存，必須依靠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的房屋被焚，家人被殺，自己也變成了雇傭軍。一個兵士必須以自己的死亡換取別人的生存。雇傭軍的境況不比被他們折磨的農夫更好些。軍隊處於不斷的瓦解之中，因死亡、受傷、患病、掉隊、遺棄而不斷消失，指揮他們行動的，不是戰略性的謀劃，而是無休止地領土掠奪。這個時期，戰爭似乎已失去理性控制，不再是政治原因動武的“戰爭”本意，而是成為普遍的、無政府狀態的、自我擴張的暴力。
在西歐，唯一的例外是“聯合行省”的軍隊，這支軍隊有穩定的供應與酬金。如果一個人能整年供養一支軍隊，而不是一陣子啟用一陣子解雇，他就能約束軍隊，訓練軍隊，鍛煉軍隊，把軍隊變為職業化的軍隊。但是，這需要不斷地、充足地供應金錢。必要數量的金錢只能來自貿易。因此，在軍隊成為職業化之前，還必須打仗，世界各地都在打，這就是兇殘毫不遜色的商人之間的戰爭。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3
第三章 商人的戰爭
上一章我們己指出歐洲如何以及為何在16世紀，財富與軍事力量是攜手共同前進的。“Pecunia nervus belli.”（拉丁成語:“錢財搞活戰爭。”）或如法國人要言不煩地說的：“pas d' argent,pas de Suisses.”（“沒有銀幣不是瑞士的。”）但是，到了17世紀初，諸侯們發現，蓄養一支瑞士軍隊或者繼承瑞士軍隊的多語種混合軍隊，是越來越費錢了。殷勤討好的銀行家們如福吉家族、韋爾澤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應查理五世與法蘭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債拖垮，徹底破產了 [ 作者注：See R.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 Study of The Fuggersand their Connections,London, 1938, passim. ] 。諸侯們還未建立起官僚財政制度來壓榨他們的子民。他們的子民也未積累起足夠的財富去支持16世紀持久的小戰爭。因此，17世紀歐洲各國政府支持戰爭以及維持政治權力都要越來越有賴於獲得財富，不是從歐洲以外去獲得，就是從各國間的貿易中去獲得。
事實上，開拓歐洲的海外事業。同歐洲人自己相互殘殺，有相互影響。對外擴張進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經費。最初，歐洲的擴張起源於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勢力與穆斯林世界在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 作者注：即今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半島。 ] 的對抗，這一對抗塞滿了中世紀的後期；實際上還沿襲下來到15世紀，奧托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在東地中海蹂躪拜占庭基督教徒，並穿越巴爾幹諸國直達歐洲心臟。當我們專注于西歐事務時，務必不要忘記伊斯蘭教徒與基督教徒之間的衝突，這兩種偉大的好鬥的文明在東歐直至18世紀才停止相鬥。
在西地中海．15世紀早期，作為同摩爾人(Moors) [ 作者注：摩爾人泛指西元8-13世紀進入並統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爾人與阿拉伯人；也是近代歐洲人對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蘭教徒的泛稱。 ] 的戰爭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統治，並獲教皇布林斯(Pulls)的批准，去攻擊與征服撒拉遜人(Saracens) [ 作者注：希臘人與羅馬人對十字軍東侵時的阿拉伯人或伊斯蘭教徒的稱呼 ] 、異教徒以及其他對基督懷有敵意的人，掠奪他們的物品與領土，把當地的人民降為永久性的奴隸。這裏涉及到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長期糾葛：“航海者亨利” [ 作者注：Henry the Navigater，葡萄牙親王（1394-1460年）,酷愛航海。 ] 派遣探險隊沿非洲海岸探尋人口資源、奴隸、黃金(使他能“供養本國的高等人”)。非洲傳說中的基督教徒國王、撒拉遜人普賴斯特•約翰(P. John)把探險隊看作是反對異教徒的神秘同盟軍；也許國王在他同蠻族的鬥爭中需要他們的援助；探險隊有需要時，國王也一定會（至少經常如此）向他們提供援助。
作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鬥爭的繼續，西班牙的擴張比起葡萄牙來，只能算是一個影子。伊比利亞半島爭奪戰中，出現了卡斯蒂利亞戰士特權階級(Castilian)。對卡斯蒂利亞騎士來說，戰爭乃是一種生活方式；在13與14世紀的西班牙光復戰爭時期，他們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推擠到更南部的地區，讓他們在那裏定居下來。到15世紀末，歐洲摩爾人文明最後的優美村落格蘭納達遭到蹂躪，此後七百年，整個西班牙處於基督教徒的征服下。幾乎同時，克里斯多夫•哥倫布(C. Columbus)及其繼承者的新發現，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個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亞人用劍去佔領，並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變當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打了五百年的宗教戰爭，可不是能夠那麼容易地從卡斯蒂利亞貴族的頭腦中抹去的。利益、冒險、榮耀、靈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這些仍在召喚“征服者”去海外開拓他們的領域。而一旦他們抵達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這個地方，倒不是因為他們的武器比土生土長的居民的優越，而是因為他們狂妄的自信心，騎馬帶來的機動性，他們的堅毅性以及狂熱性。他們是一千年前闖入西歐的遊牧戰士最末的後裔，這些遊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十字架，並且學會了航海。
地中海區域則存在著世俗的對立集團：一方是黎凡特(Levant)與義大利的商人，他們舒舒服服地壟斷了獲利甚豐的同東方的絲綢與香料交易；另一方則是西地中海人，他們隨時等待機會打破前者的壟斷。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險隊沿著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年時的明確意圖是找到另一條去東方的路，以便叩開印度洋的貿易大門；到了15世紀的最後一年，瓦斯科•達•迦馬(Vasco da Gamma)成功實現了這一目的。這個組織得很嚴密的貿易系統長期以來由阿拉伯人與印度人壟斷，不願旁人插手。如果不是裝備著那些令人遺憾的壓迫人的工具——“最終算賬”與搶掠——的話，葡萄牙人是不大可能在印度西海岸建立起—個據點來的，更不用說（隨後二十年內以驚人的速度完成）在馬來半島與印尼生產香料的小島上得手了。
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文藝復興時期的陸上戰爭中，炮只是其中的一種武器，還不是最重要的武器。但在海上戰爭的發展過程，大炮便成為主要的了。直到15世紀，海上戰爭僅僅是陸上戰爭的延長。戰鬥的目標是設法靠近敵船，登上敵船，制服船員。效率最高的戰船（可從古董中見到），那種由奴隸劃槳的單層甲板大帆船，因有推進器可以不顧風向與海潮，運載著武裝士兵去登上敵船，打敗並俘虜敵人。商船須有大容積的船艙，使用風帆，比較不易掌握，因此不適於戰鬥，除非對方也是商船。為了防備相互間的遭遇戰，14世紀時，商船開始裝備小炮，後來普遍推廣開了。但這種炮是後膛裝填火藥的，只能把一顆石彈射出一百碼，對機弩手起到一點輔助作用而已。機弩手能在船頭與船尾高聳的船樓裏射中敵船甲板上的敵人或已登上自己船隻的敵人。
到了15世紀，已有了大炮，即銅鑄的炮，能裝更多的火藥，射出更重的炮彈。一顆六十磅重的鐵彈能射出三百碼，不僅能殺死人，而且可以轟倒桅杆與索具，打穿甲板。如果全部舷炮齊發，甚至還可以轟沉敵船。炮太重無法安置在船頭或船尾的船樓裏；何況，既然炮火已能阻止對手的船隻靠近來，那麼，又何須把炮安進船樓裏呢？所以，16世紀時海上作戰同陸上作戰—樣，火力開始替代打擊武器。17世紀，海上同陸上一樣，火力成為主要武器。只要在平甲板上架起炮，即使是商船也能對付只能在船頭與船尾架炮的軍艦。因此，一個時期，戰船同商船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到了18世紀，炮火成為最重要的因素，一艘戰艦如要取得優勢，必須在甲板上架起盡可能多的火炮；但同時要考慮，除非既能載貨又能戰鬥，否則搞一條戰船是不合算的。這個時期，戰爭、探險、貿易，幾乎是可以互換的字眼。
很自然的是，帆船駛向未知的水域去發現市場，同未知的人民進行貿易，都必須擁有武裝。同樣自然的是，一旦探險者建立起貿易站，必須有武裝保護，既要對付歐洲來的對手，又要對付也許會改變主意的當地顧客。為此，便在貿易站上建立起要塞，即使並無佔領土地的意圖。東方的葡萄牙帝國，只是一些分散的貿易站。但它們必須保持暢通的交通聯絡，一點也不少於西班牙王國在“新大陸”佔有大片陸地後所做的努力。而葡萄牙人需要保護更為迫切，以防他們的歐洲敵人一旦在公海及以遠海域挑起敵對行動。既然基督徒與異教徒的戰爭可以輸出，那麼，基督徒之間的鬥爭也可以輸出。如果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與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可以因宗教熱忱與尋求人口與黃金的貪婪的混合物促使他們到“東方”與“新大陸”去，那麼，他們的新教徒敵人也可以在16世紀下半葉把西歐的王朝衝突擴大為宗教戰爭。
從歐洲西北部開始的探險，或遲或早將打破伊比利亞人的壟斷。同樣的社會因素驅使卡斯蒂利亞貴族(Castilian)去海外尋求財富。貴族內部的折沖，小貴族的傳統職業被剝奪，以及社會人口的膨脹，使他們無法維持傳統的生活標準。繼承法或者使財產分成不符合經濟利益的許多小塊，或者全部歸給了長子，迫使年齡較小的兒子們靠自己的聰明或靠刀劍謀生。在中歐，這些人便去當了雇傭軍。那些靠近海岸的，那些諾曼第、布列塔尼、丹佛、康沃爾、荷蘭、澤蘭這些遠離皇室的省份的小地主們，貧困得難以維生，便紛紛向海洋發展。也許同樣的歷史因素的結合，促使這些人傾向於新教，他們情願求助“私掠船”，而打破了羅馬教皇授予的壟斷權。法國的宗教革命，低地國家的反叛，英國瑪麗一世女王的迫害，足以刺激胡格諾教派 [ 作者注：Huguenot,16-17世紀，對法國加爾文教派的稱呼。 ] 的荷蘭或英國士紳建造船隻，也許有特許證也許沒有，但必然有火炮，駕船出去或在西屬東印度群島走私商品，或者乾脆掠奪西班牙的貨船。安德魯博士(Dr. Andrews)在講到英格蘭西部地區的某些家族時說得好：“清教徒，愛國主義，掠奪，實際上成了同義詞。” [ 作者注：K. R. 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1585-1603, Cambridge, 1964, P16. ] 這話同樣可以用來說澤蘭 [ 作者注：Zeeland,屬今荷蘭。 ] 的小貴族以及拉羅謝爾 [ 作者注：La Rochelle, 屬今法國。 ] 周圍的地方貴族。殷實商人，可敬的朝臣，甚至英國女皇本人，都打算參加攫取16世紀後三十年內獲利甚豐的意外之財。1580年葡萄牙國王聯合西班牙，組成一個從西非直到東印度群島的葡萄牙帝國，掠奪成了光明正大的行業。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3
從事如此“光明正大”的行業的，還得首推荷蘭。聯合行省要求獨立的鬥爭屢屢被西班牙挫敗而陷於絕望，而葡萄牙的財產保護很差勁，這就提供了一個黃金機會。掌握了葡萄牙帝國的海外貿易，不僅可以剝奪西班牙王室急需的財富源泉，而且可以向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提供打仗經費。16世紀90年代，去東印度群島的貿易探險，紅利高達百分之四百。1602年，他們創立了“東印度公司”，逐漸把葡萄牙人擠走，只剩下印度洋與東印度群島上的五六個貿易站。對荷蘭的冒險商人來說，同西班牙的十二年停戰協定(1609-1621)，妨礙他們恣意掠奪，的確是一個不受歡迎的插曲。葡萄牙人上一個世紀在南大西洋建立了排他性的貿易體系，荷蘭人如今成立了“西印度公司”來撬松這一體系：從西非購買黃金與象牙，從非洲販運奴隸到巴西種甘蔗，然後把糖出口到歐洲。這就引起荷蘭同葡萄牙在巴西打了一仗，由於判斷錯誤，戰事拖遝，荷蘭人失去大量財富。到了1640年，葡萄牙再次脫離西班牙國王，並請求媾和，但“東印度公司”與“西印度公司”都反對媾和。公司主要負責人辯稱：“光榮的公司通過同葡萄牙人打仗已大大壯大了自己，因此，公司在亞洲大部分海事貿易中獲得了壟斷地位；公司可望平均每年獲利七百萬至一千萬；如果公司仍被准許照此辦下去．上述利潤可望逐年增加。” [ 作者注：C. R.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P86. ] 至於荷蘭人以及同時期的其他商人，當然慷慨大方地付出了戰爭賠償。
我們不能高估這些海外企業在17世紀中對荷蘭財富積累的貢獻。荷蘭商船參與“東印度公司”貿易的份額，僅占商船總數的0.2%；而“西印度公司”的冒險活動總被人懷疑是阿姆斯特丹的實際攝政者們所為 [ 作者注：See E. H. Kossmann, "The Low Coutris"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IV, Cambridge, 1970, P368. ] 。荷蘭的大宗貿易還是在波羅的海區域，這方面的貿易對本國的經濟十分重要，在同西班牙的“八十年戰爭”中，仍持續不斷，它起到搬運海軍補充品的作用，西班牙需要這些補充品來維持使自己免受荷蘭攻擊的艦隊。荷蘭由此獲得現金，付給他們那些對付西班牙軍隊的要塞守軍。這種安排從暫時來看，從永久來看，都使人同樣困惑，但各方倒都表示滿意。
當然，不容否認，荷蘭的海外企業是有巨大吸引力的。1634年後，東印度公司通常的紅利高達12.5-50%。這對聯合行省的繁榮起到很大作用，聯合行省成了不毛之地中的一塊令人愉快的綠洲，而歐洲因打“三十年戰爭”被大大削弱了；這一繁榮給了荷蘭除界河與要塞群之外的安全，使他們有錢雇用、訓練軍隊，使之專業化，成為新的水上掠奪者的嫉妒物件，這些新的水上掠奪者正在積聚力量，緊隨他們而來。
荷蘭人很像是有見識的商人，願意到容易揀便宜的地方去，而不想同“西印度公司”或西班牙人在菲律賓修築的越來越堅不可摧的要塞群內拼命。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一樣，也不善於做生意。“征服者”來到墨西哥與秘魯，在那裏定居下來，改變當地人的宗教信仰，進行統治，為避免異教的海上闖入者入侵的干擾，他們多把領地置於內地。當然，他們不會忘記探尋財富最高尚的源泉——黃金，正是黃金使“硬幣饑餓症”的中世紀歐洲日思夜想，縈繞於懷。雖然他們找到的黃金還不多．卻意想不到地找到大量銀子，這使西班牙主宰歐洲三十多年，並改變了西方的貨幣體系。
商船隊運載這宗寶物回到歐洲，惹得西班牙的敵人眼紅大半個世紀；不僅僅因為這些極有誘惑力的獎品本身，而且因為奪取這些貴金是切斷西班牙經濟頸靜脈作用最顯著的路子。這正是霍金斯(Hawkins)與埃塞克斯(Essex)用來打動伊莉莎白女皇的戰略。埃塞克斯進言道：“我政府應尋求的傷害他（西班牙國王）的辦法，就是去截獲他的寶物，如此我們即可切割他的肌肉，用他的金錢同他開戰。” [ 作者注：引用於Herbert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London,1964, P9. ] 但是，說來容易做起來難。荷蘭人皮特•海思(P．Heyn)運氣好，1628年他在曼坦紮斯(Mantanzas)意外地俘虜了整個運輸船隊，這樣就打垮了西班牙在歐洲的威風，破壞了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的貿易系統數年之久。除此以外，在對付西班牙人為保護財寶所作的刻苦的、專業的努力方面，霍金斯所組織的零零星星、雜亂無章、計畫不周、也不走運的一連串海盜行動，則被證明純屬徒勞無功。運寶船隊再次覆滅是在三十年以後，海軍上將羅伯特•布萊克(R．Blake)，經過極其專業化的策劃，精心組織了海軍力量，於1657年將其擊潰。
“西印度公司”真正得益的途徑在於走私與海盜式的搶掠活動。16世紀的私掠船在加勒比地區進入17世紀後，這些活動便成了慣常行為了。它們可以掛上任何國家的旗幟，從事交易與搶劫，不分青紅皂白。英國與法國在加勒比地區的頭一批殖民地就是海盜船的據點。荷蘭人向他們提供航海裝備、技術指導與一個保險的市場供海盜出手貨物。英國人與法國人還向北方發展，在加拿大、新英格蘭 [ 作者注：即北美東部沿海地區，最早的英國殖民地。 ] 、紐芬蘭建立據點，他們在這些高緯度地區發生的爭執在17世紀早期的歐洲釀成更多的磨擦。但是，加勒比仍是注意的焦點，這種狀況延續了又一個百年。此時英國人與法國人逐漸將他們的注意力從走私轉向耕作，轉向爭奪新的財富源泉——糖；英國人與法國人之間，以及他們同荷蘭人之間，為此爭得你死我活。
荷蘭人曾經分裂成為互相敵對的群體，現已打算同任何人（甚至不共戴天的仇人）分贓，只要他們可以從中取利。另一方面，英國人與法國人關心的是建立封閉的、對抗性的、互相排斥的貿易體系，他們認為，只有擊敗對方，自己才能發財。1670年，法國大臣讓-巴蒂斯特•科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以一種坦然、輕鬆的口氣向路易十四上書說：“[陛下]為了金錢同歐洲各國打仗，已征服了西班牙、義大利、德國、英國與其他一些國家，戰爭導致巨大的痛苦與匱乏，但法國因掠奪各國致了富。現在只剩下了荷蘭……” [ 作者注：引用於C. W. Cole, Colbert and a Centuryof French Mercantilism, New York, 1939, Vol.I, P343. ] 據他看來，法國只能在對手的廢墟上才能強大、富裕起來。這成了一條理論，在17世紀下半葉的歐洲成為一種流行病。
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時，宗教熱忱與掠奪成性，以及過去二百年來刺激歐洲擴張的海上敵對行動與從事正當貿易獲利的願望，綜合到一起，變得更系統化，並簡化為直截了當地為擴張國家的威勢而大動干戈——尤其在荷蘭、英國與法國之間，這種衝突最多。貿易是受到歡迎的，因為它不僅能增長商人的財富，而且能增長國家的力量，而國力的增長又可以作出貢獻，保護並推進貿易的發展，從而創造更多的財富。1651年，頭一部“航海法”頒佈前後，一個英國人寫道：“哪個國家能從事這麼大的貿易，擁有這麼多的船隻，她就能獲得並保持海上統治權，從而獲得並保持支配世界的威權。” [ 作者注：引用於Charles Wilson, Profit and Power, London, 1957, P46. ] 而看來能從事這麼大規模的貿易，擁有大量船隻的國家，持別是1648年簽訂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和平協議同西班牙結束了“八十年戰爭”後能不受干擾地集中精力從事海上活動的國家，只有荷蘭。
在那個時代，荷蘭與英國為各自的利益大起衝突，無法抑制。為捕漁與公海條約的爭執僅僅是藉口。根本原因正如蒙克(Monck)將軍在回答有什麼理由可向荷蘭開戰時表達的：“這個理由那個理由有什麼關係？我們所需要的，比荷蘭現有的貿易更多。” [ 作者注：Wilson,同上，P107.Dr. Maurice Ashley正在籌備一本Monck的傳記,對該引語的真實性毫不懷疑。 ] 為此，荷蘭同英國在北海這麼有限的範圍裏打了三仗，雙方艦隊互撞，不分高下，於是各自採取措施鑽研海戰的戰略戰術：戰術上如何避免不會有結果的流血混戰，而應保持住艦首朝向敵方的隊形，以發揮炮火的最大效果；戰略上，採取封鎖的辦法，可以對敵方政府與民眾帶來直接的壓力。
法國人也不甘落後：“只剩下荷蘭”——科爾貝爾這麼說過，那份備忘錄我們己提到過：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3
作戰有很大的保留餘地：同北方的貿易給她帶來很大好處，她在海上力量與航海事業上享有聲譽；“東印度公司”每年帶來一千二百萬現金；同加的斯的貿易，同幾內亞以及其他無數地區的貿易使她的國力大大增強……這場戰爭，純粹是一場聰智與能力的較量，在這場戰爭中，歐洲最強大的共和國的戰利品一定是勝利的獎賞，這場戰爭不會很快結束。或者，說得更恰當些，這場戰爭應當是陛下終生實踐的主要目標之一。
可能科爾貝爾過於誇張他在軍事上的想像了，他是想要引起國王的注意，這位國王的看法是：戰爭就是“使君王們得到更多的榮譽，使人民得到更多愉快的職業”——這種說法在17世紀後期政治家與商人當中很流行：貿易是戰爭的一種形式。據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詮釋，戰爭是貿易的繼續，但摻和了其他手段。18世紀初期，任何國家都比不上英國更強烈地持有這樣的觀點。當時，英國已取代荷蘭成為歐洲貿易的主導力量；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商人1745年時看待同法國與西班牙媾和的前景，就同一百年前荷蘭看待同西班牙與葡萄牙媾和的前景一樣驚恐。有個英國人說：“這些王國的真正利益在於：同對手保持戰爭狀態(海上作戰)比保持和平狀態更好，……有一場生氣勃勃、指揮得當的海戰，比在和平的情況下更能繁榮我們的商業，和平就得允許兩國公開交易了。”當時另一位作者督促政府“去損害我們無休止的敵人的商業與航海，讓他們今後無法同我們在貿易上進行有利可圖的競爭，他們在這方面已經得勢很久了。” [ 作者注：都引用於Richard Pares,War and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1739-17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62-63. ] 如果說，科爾貝爾把商業看作是國家威力的工具，那麼，商人眼中的國家威力(尤其海上威力)也就是他們擴展商業活動的必要手段。
商人們的這些議論，的確順理成章、符合邏輯，並非沒有在實踐中得到過證明（不像某些華麗的經濟理論那樣得不到證明）。貿易的確產生財富；財富如果由政府得去便可轉化為艦隊與軍隊；艦隊與軍隊如裝備適當、指揮得當，便可增加國家的威力。正如英國作家查理斯•達文奈特於17世紀末所觀察到的：“如今戰爭的全部藝術只決定於金錢；如今，最能找到金錢來雇傭軍隊、解決吃飯穿衣的王侯，不必非得是最勇敢的軍隊，就可以征服敵人，穩操勝券。” [ 作者注：Charles Davenant,Essay 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 London, 1965, P16.引用於Edmond Silberner, La guerre dans la pensee economique du XVI au XVIII siecle,Paris, 1939, P69. ] 1689-1713年，英國、荷蘭及其大陸上的盟國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打了二十五年幾乎接連不斷的仗，這場戰爭既為爭奪財富，又為爭奪威勢，結果證明有更大海上力量去徵集資源尤其是財政資源的一方最終獲勝。對英國的銀行與財政部來說，它們的全部機制在於能借來貸款，建立信用，支持戰爭直至最後勝利（以及後來的所有戰爭），它們所擔責任的大小取決於馬爾伯勒(Marborough)將軍的意願，取決於陸上與海上專業的、精幹的武裝力量的需要。如果沒有足夠資源作好準備，要打贏一場大戰役是沒有希望的（不包括冒險）。
歐洲各國政府控制（或至少從中分得一份）社會財富的能力日益增長，據此建立各種機制——官僚機構，財政體系，武裝力量——這些又使政府能以進一步控制社會財富，這就是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心題目之一。從17世紀後期開始，一直延續到當代。在18世紀，這種進程本該得到更大的發展勢頭，但這種事情不可能一帆風順。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順利進展必須要是政府逐步控制住發動戰爭的手段，控制住暴力因素(這在17世紀早期的歐洲社會中實際上已無法控制)。為此，歷史學家講到“戰爭”，總是用(借用喬治•克拉克的一個詞)“混戰”一詞來得更多。 [ 作者注：G. N. Clark, 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
這一字眼用在海上和陸上的戰爭是頗為恰當的。16世紀，供養一支海軍比供養一支陸軍更費錢。陸軍可以雇用或特別徵召，在戰役結束後付錢。普通水手也可以到時候雇用或因某種原因解雇，但是，不管有沒有戰爭，艦隻總要建造，總要保養的。投資是很大的。要求有一套基礎設施：船塢，造船木工，領港員，製圖員，軍械專家——這些實際上是一支付工資的、永久性的專業服務隊伍的核心。對撒母耳•佩皮斯(Samuel Pepys)與科爾貝爾來說，在17世紀後期建設這麼一支海軍，找到錢來付工資，是夠困難的。一百年前，簡直就是不可能的。美洲銀幣使西班牙建設海軍較容易些，但是伊莉莎白女皇政府可就為此破了產。斯圖亞特王朝試圖用重征造船稅來振興皇家海軍，結果釀成政局上的大災難。
在缺少錢源的情況下如何才能維持住海上威力？所有的歐洲王侯都求助於同一種權宜之計：發行“特許證”，特許私人船隻攻擊敵人，獲得獎賞，國家從中抽肥。因此，私掠船從某種角度來說，也相當於雇傭兵。但是，持有特許證、被允許攻擊敵國船隻的私掠船，同只有槍炮、沒有特許證、任意向碰上的船隻開火搶劫的海盜之間的界限是很單薄的。而後者是大量的。1595年，一位在“西印度公司”任職的西班牙官員抱怨說：“近四年來……海盜船既多又倡狂，他們就像是在自己的國家裏……從海上入港的每一條船隻都躲不開它們，出港的船隻也一樣。” [ 作者注：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P171. ] 印度洋上，海盜也不少，載著寶貴財物的荷蘭或葡萄牙的大商船常常被劫持；北海與英法海峽有從敦克爾克出來的海盜肆無忌憚；巴巴厘沿岸 [ 作者注：巴巴厘(Barbary)沿岸指北非伊斯蘭教各國（埃及除外）。 ] 的海盜則實行恐怖統治，不僅在地中海，而且包括大西洋，有時還去到英格蘭南部沿海，到處掠奪財物與划船的奴隸。17世紀早期，事實上“可見到殘酷、混亂的戰鬥到處氾濫，只有武裝良好的船艦或者不起眼的小船，才有點信心敢於駛行。” [ 作者注：J. H. 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London, 1963,P324. ]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4
這個問題，經過政府逐漸控制海盜基地，解決得很緩慢。1650年以後，在“西印度公司”任職的英國、荷蘭、西班牙與法國官員拋棄前嫌，聯起手來對付海盜，到本世紀末，海盜幾已絕跡。但他們控制不了北非海岸，該處的海盜活動一直延續到19世紀。所以，歐洲商人不管他出去是不是有意找麻煩，一定要有心理準備，一定要配備武器。
私掠船作為政府的助手，也延續到19世紀，但當海軍艦隻變得航速更快，炮火更有力後，私掠船的價值便降低了。到裝甲船出現以後，私掠船實際上就消失了。作為私掠商船的武裝快船，仍有它的價值，直到“拿破崙戰爭”；但比起法國在打“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年）時使用這類快船的規模，要差多了。
科爾貝爾提出的“捕捉敵方商船”的政策，允許政府動員私人商業力量，執行得頗為順利、有效。另一位偉大的法國戰略家塞巴斯蒂安•勒•普賴斯特•戴•沃邦(S.P.de Vauben)，也把這一政策作為重要的戰略思想。因此，法國的私掠船由政府組織起來，成立一些龐大的航運公司。私人資本家提供金錢，王室提供船隻，配有皇家的武器彈藥，雇用的水手都經過軍事訓練。這些私掠船同法國皇家海軍緊密合作。法國軍艦攻擊英國與荷蘭的護航艦，迫使英荷兩國的商船四散逃開，以便法國的私掠船獵取、捕食。英國與荷蘭如進一步採取保衛措施，其代價將非常昂貴，因此不值得再繼續進行貿易活動。法國私掠船的主要活動區域是英吉利海峽與北海，但“他們遠至斯匹次貝根群島 [ 作者注：Spilzbergen,屬今挪威。 ] 以破壞荷蘭人的捕鯨活動，去到亞速爾群島 [ 作者注：Azores,位於大西洋西北部。 ] 攔截葡萄牙人同巴西人的貿易，去到聖筋勒拿島 [ 作者注：St.Helena, 英國殖民地，大西洋沿岸。 ] 攔截荷蘭與英國從遠東運來的貨物。” [ 作者注：J.H.Owen,War at Sea under Queen An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61-63. ] 一百年前德雷克與霍金斯的零星冒險活動，比起現在傑恩•巴持，德•福賓，杜奎•特魯因等計畫周到、裝備精良的多次“冒險”活動，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政府鼓勵私人冒險以增加國家財富與威勢最著名的例子是幾家特許公司。其中，英國的“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始建於1600年，是最老的、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家。兩年後，荷蘭仿照創建了“荷蘭東印度公司”，1621年又成立“荷蘭西印度公司”。17世紀早期，在北美成立了多種英國公司，這些公司有它們自己的理事會，有總督，有充分權力去同外國當權者談判，決定戰爭與和平，有權修築要塞、購買武器、建立軍隊與艦隊。法國人仿照較慢，但一等科爾貝爾出現在政治舞臺，便開足了馬力。荷蘭與英國的公司主要地是同政府聯合起來增長私人財富，政府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從中取得巨額紅利。而法國公司的業務則事無巨細都置於科爾貝爾的監督之下，公司成為法國政府不明確的工具與代理人。“法國東印度公司”創建於1664年，貿易中心設在馬達加斯加，競爭區域是印度洋。法國的“西印度公司”于同年建立，活動範圍從西非起，穿越加勒比，北到加拿大。“北方公司”打算把荷蘭擠出波羅的海貿易圈；“勒凡公司”打算控制地中海。科爾貝爾公開地把這些公司形容為軍隊，也確實把它們真的變成了軍隊，力促路易十四向荷蘭開戰。法國公司也許因為成了政府不明確的工具，可又遠離中央政府，政府鞭長莫及，因此沒有荷蘭與英國公司發展得那麼成功。
這些特許公司在海外、在世界舞臺上作為獨立角色賺錢、開戰、停戰，直到19世紀非洲大陸的開發，產生新一代的特許公司，在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與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那樣的暖昧人物的指揮下，把那些特徵幾乎延續到了現代。可以想想“礦業工會”在喀坦加 [ 作者注：Katanga,薩伊國的一個省。 ] 的所作所為，的確，我們今天對這些東西也並非不熟悉。
到了18世紀，這方面屬於戰爭性質的活動，例如小規模的私掠船之間的衝突，逐漸從屬於或依賴於政府的控制。歐洲列強的海軍已完全是專業性的了，艦隻在皇家碼頭建造，由正規的軍官指揮，軍艦的種類已序列化、專門化，艦隻行動必須符合政府制定的戰略。當然，戰略的主要點總是限制敵人的貿易以有利我方；遏制敵方貿易或保護本國貿易佔用了皇家海軍的大量時間與精力。但是，1741-1815年法國同英國的海軍大戰（其間只有很少的間斷），就不能簡單地歸之為又一場“商人的戰爭”了。像博斯科恩與霍克，羅德尼與納爾遜這樣一些人物也不會把自己看作是雇傭軍被政府雇來服務，從中得一份好處，即使有大量“戰利金”留給了海軍供付薪水之用。他們是，或他們把自己看作是專業的海軍軍官，而他們為之作戰的，或他們自認為為之作戰的，是某種他們稱之為“國家”的事物：有特權，有財富，有重要性，有威力。18世紀末，“專業化”與“愛國心”已成為歐洲國家間的戰爭的主要因素。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4
第四章 專業軍人的戰爭
到了18世紀，歐洲的戰爭都由我們今天比較熟悉的那種專業軍隊來進行了，軍隊裏的軍官已不再是原先的騎士階級成員為了榮譽與忠誠去打仗，也不是同人簽訂了付酬的合同。他們是國家的公僕，國家保證按常規雇用、按常規發薪，事業是有前途的。無論戰時或平時，都獻身於各自的州或國家(一個更富感情的詞)。只有這樣的專業軍隊的出現，才能在社會上明確劃清“軍人”與“平民”的界線。
這種演變是漸進的、不平坦的。在普魯士軍官團中間，出於封建的或前封建的概念，個人對“軍閥”效忠的思想，直到20世紀還是影響很深的。直到法國大革命，法國軍官團裏邊仍有大量吵吵鬧鬧、任性放縱的貴族，政府官僚機器不得不為他們找出路——安排一場海上追逐戰。英國軍隊從一群獨立不羈、參差不齊的雜牌軍發展成為一支集中統一的武裝力量，直至今日也還很不完善。然而，在1700年，基本的輪廓已經出現：國家機器有責任、有能力維持一支全日制的步兵，無論戰時或平時，都發給工資，管吃管住，配備武器，發給制服。軍隊成為互抱成團、高人一等的一群人，自成一種明顯的亞文化，與社會上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不僅因為職能不同，而且在生活習慣、衣著打扮、人際交往、享受特權以及職務所要求他們承擔的責任方面，都不相同。
政府權力的發展與組織程度的提高，固然使專業軍隊的出現成為可能；但更重要的因素是軍事實踐與技術的發展。指出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時，不能忽視另一個同時發展起來的因素：政府控制社會資源的能力加強了，才有可能發展一支專業的軍隊；反過來，專業軍隊作為服務工具，不僅能加強國防，而且也是對內鎮壓的力量。 [ 作者注：這一觀點由 S. E. Finer教授詳細闡述過：Charles Tilly(編者),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5. ] 軍隊的存在，可以脅迫不贊成發津貼的某些等級 [ 譯者注：議會由三個不同階層的等級組成。 ] 投票贊成給軍隊發津貼；脅迫不願多付稅的國民順從地付稅，以便增加更多的軍隊，軍隊現已成為可供王室支配的嚇人的力量。這種力量已足夠嚇唬1688年英國憲法的設計者，以及一百年後大西洋彼岸的摹仿者，使他們即使在和平時期也不敢大幅度縮減軍隊。此處可以順便提到一個像聯合王國這樣的國家，不僅在憲法體系與政治制度方面有其特殊性，而且在整個文化模式上也有其特殊性，由於它幸運的地理環境，數百年來隻把軍隊看作是多餘的奢侈品。至於普魯士，德國歷史學家漢斯•德爾布呂克(H．Delbruck)寫道：“發展軍隊的歷史……同時也就是普魯士國家的歷史。” [ 作者注：Hans 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IV, Berlin, 1920, P281. ]
前面有一章已提到，聯合行省在發展職業化軍隊方面曾起帶頭作用。荷蘭從海外貿易中得來的財富使他們幾乎在17世紀早期的歐洲各國中唯獨一家能整年維持一支軍隊。又因為他們能按時支付較高的工資，因此在兩件事情上都超過了歐洲各國的雇傭軍。一是可以讓士兵挖壕，一是可以使士兵受訓，這兩件事在增強防禦能力方面有極大的重要性。
頭一件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正是創造出不斷挖掘戰壕，加上護城河的天然保護以及科霍恩建造的永久性碉堡，才使聯合行省維持這麼長久。第二件事：訓練，主要是因火力在戰場上的重要性日益顯著。16世紀末，奧蘭治的親王莫里斯(Maurice)頭一個清楚地看到如今火力比衝鋒更具有決定性作用，長槍只能掩護滑膛槍，而不是相反。因此，在佈陣時，有必要最大限度地發揮火力的威力，在實施上應確保能連續地、有控制地發射。16世紀通行的是數千名壯漢組成長槍方陣，由不多幾名手槍手掩護著往前行進。莫里斯一反這種陣法，他把滑膛槍手列成每十排一組，各組之間穿插著長槍手，長槍手是用來對付敵人騎兵前來衝撞的，對滑膛槍手起保護作用；滑膛槍手開火後，即作反方向行進，以便重裝彈藥，這樣，最前列的滑膛槍手總能向敵人不斷開火。
指揮這樣的戰鬥要求在戰場上有高度控制的能力：控制行動，控制火力，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如今軍隊已不再擠成亂糟糟的一團易受攻擊，而是串成一排排地便於發揮火力。因此，訓練是必要的；再者，比訓練更重要的是，要強調紀律。軍隊要守紀律這個概念我們已習以為常了，為此很難理解在17世紀的歐洲，它竟還是個新事物。封建武士是全然無紀律的，他們並以此為榮。雇傭兵也如此，他們帶著自己的工具來幹他們的活，相互之間視作與自己同等的人，分工不同，但等級上是平等的。紀律是一個不受歡迎的概念。儘管聯合行省付的工資不低，但軍隊中開小差的數量很大。這已不是什麼新問題。同許多同時代有教養的軍人一樣，莫里斯翻閱古老的軍事教科書，尤其是多次重印的艾連與維吉托斯的著作，從希臘人、羅馬人那裏尋找軍隊的組織與調度辦法。他的一些更有學問的同事[特別是萊頓大學的賈斯特斯•利蒲賽斯(Justus Lipsius)]重新發掘斯多噶學派(Stoic Philosophers)哲學家有關自我控制、自我克制、服從權威等方面的教導，來作為羅馬軍隊模式的機制的必要補充，單獨這些精神就能驅使士兵去幹活。這種斯多噶式的自我犧牲與服從精神同新教徒的節制精神協調一致，證明更能使人接受，不僅荷蘭人，而且瑞典人、蘇格蘭人、勃蘭登堡人都較能接受；英格蘭“新式軍隊”中的騎兵，同西班牙、法國、義大利的軍隊一樣，也還能接受，儘管這些國家的軍隊中個人主義、光榮感、愛炫耀、追求榮譽等習俗繼續在起著重要作用。
儘管莫里斯和他的同事們研究、討論了所有這些問題，操演了各種隊形，訓練了軍隊，並在錫根建立了一所軍事學院以教育該地的清教徒貴族接受新的學說，但是，對陣戰實際上很少發生，軍隊的實習機會太少。莫里斯的學生中，有一位瑞典貴族雅各•德拉加蒂(J. Delagardie)，成為古斯塔夫•阿道爾夫(Gustavs Adolphus)親王的軍事顧問，阿道爾夫親王于1611年繼承瑞典王位，他把此後二十年的餘生都用來打仗，首先同波羅的海幾個鄰國打，後來，在哈布斯堡王室的軍隊實行蠶食政策把觸角逐步伸向北方時，又同哈布斯堡王朝打。為此，古斯塔夫有更多的機會去實際運用與發展荷蘭學校中學到的東西，他把這些東西用到不同種類的軍隊身上。
封建主義或多或少地把瑞典略過去了。在眾多的湖泊與眾多的森林中，瑞典人易於保留人人服兵役的軍事組織的有效形式，而英國人與德國人在北歐人與馬紮爾人大舉入侵前的9世紀已不得不放棄這一制度。16世紀，瓦薩王朝曾恢復義務徵兵制，以便支持對丹麥人與波蘭人的曠日持久的戰爭。因此，古斯塔夫登上王位後便建立起一支國家軍隊，從當時的眼光看，認為他是在復古，而我們今天則認為是屬於“現代化”的事情。古斯塔夫把這支軍隊變為高效率的長期服役的軍隊。服役期長達二十年，但居民中十名男子中只徵召一人，其餘九人則納稅供養軍隊。所以，實際上，瑞典軍隊已是一支由長期服役的正規軍人組成的軍隊。地方社會有責任按定額找到合適的兵員，但也允許有例外（同後來歐洲的徵兵法一樣），即寡婦的兒子不征，已有人當兵的其餘弟兄不征，礦工與軍火工業的工人不征，貴族不征（反正他們要在軍隊裏當官），教士不征。這支軍隊在國內期間不由國庫付工資，由當地供應生活。一旦出國打仗便由國庫出錢，麻煩也就多些。瑞典是個貧窮國家，工資常常拖欠。古斯塔夫發現較便宜的辦法是：用自己的軍隊守衛國土，讓各地的雇傭軍去海外打仗。在他去世的1632年，他指揮著十四萬人，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瑞典人，其餘的不是從德國當地雇來的，就是從出錢不出兵的同盟者如薩克斯•威瑪的伯納德等處來的半雇傭軍人。這些軍隊都採用瑞典的戰爭體制並按此進行訓練，它們的高效率在1631年佈雷頓菲爾德（Breidenfeld）一役中嶄露頭角；哈布斯堡王室的軍隊受到災難性的打擊，一敗塗地，從而改變了歐洲的權力格局。
古斯塔夫於下一年被殺，他的軍隊也漸漸解散了。但他提供了一種指揮戰爭的模式，歐洲各國在本世紀內照此辦理，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古斯塔夫建立起來的軍隊，包括軍官與士兵，都是由皇家付工資、發制服、裝備武器，由君主親自指揮或由君主的親密助手指揮。紀律很嚴格，軍法從嚴處置。供應與後勤被視作政府的責任，雖然瑞典政府感到維持龐大的軍隊出國打仗負擔過重，他們的軍隊在“三十年戰爭”中開拔時以及後來一個短時期內只需配備較少的後勤人員（從前一般情況下，後勤人員需數倍于士兵人數）。打仗時，他們用莫里斯的陣法列陣，滑膛槍經改進後本身重量減輕，並經不斷操練，因而開火頻率高，重裝彈藥速度快，以致步兵方陣可由十排減少到六排或更少；滑膛槍手甚至可以在少有的不利環境下同時連發。
騎兵與炮兵也有變化。瑞典騎兵不再搞華麗無用的“馬回轉”，而是回過頭去重新練習使用騎兵大砍刀，練習如何整齊地揮劍衝鋒，這種突擊方式更能震懾敵人，因為這比中世紀的輕騎兵力量更集中、更有控制。後來，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鐵甲軍在英國內戰中把這種戰術發展到了完美的地步。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5
至於炮兵，古斯塔夫不斷下功夫去克服它基本的弱點：不便運轉。答案在於發現大炮的射程同炮身的長度無關。的確，炮身可以縮減—半，重量也可相應降低，效率一點也不受影響。這一發現，以及其他許多造炮技術的改進，都依賴偉大的瑞典鐵器製造商路易士•德•吉爾(Louis de Geer)，他是一位重要的工業家，在17世紀前半葉主宰了西歐的經濟生活，是他創造了可移動的野戰大炮——大炮可在戰場上移動(必要時用人推)，環境需要時，既可向步兵方陣發實彈又可發空彈；發射的頻率從前是每小時兩三發，如今已可趕上滑膀槍的頻率。
最後，也許最重要的發明是三種武器(其中兩種已把火力發揮到最大限度，另一種則有利於進攻性的突擊)配合起來使用，這在戰場指揮上有很大難度，不僅需要有一批眼光銳利、智慧敏捷的指揮官，而且需要一個嚴密的結構，既有等級森嚴的層層控制，又須瞬刻間整齊劃一的行動反應。這樣的局面很少能做得到．而當古斯塔夫本人不在場時，就更少可能實現了。但是，幾乎從古代很簡單的小規模的城市衝突以來，現在第一次有可能不僅在戰役中而且在整個建軍過程中，使軍隊成為一個工具，聽命於一個強有力的意志。這都虧了17世紀上半葉的那些發明創造，所以，17世紀下半葉才能見到出現了如此眾多的出色將領，如圖倫尼與盧森堡，薩伏伊的蒙蒂庫寇里與尤金；其中最偉大的是馬爾伯勒公爵約翰•邱吉爾(John Churchill)。
這樣，古斯塔夫提供了一種藍圖或草案(過高地估計是不明智的)，即：也許可能完全控制住已被廣泛用過然而是無結果的暴力，把戰爭貶得很低，並且永遠貶低；把充塞歐洲社會的戰爭活動引向有目的地、合理地利用國家機器；把土匪、強盜變成士兵，把無政府主義的暴力變成受公認的合法權威控制的、勤勞的武裝力量。如果達不到這樣的局面，歐洲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建立起一個有秩序的政府體制；但是，直到政府本身機制大大改善以前，也不會達到這樣的局面。一直到了本世紀末，這種可能性才出現了一點遙遠的影子——歐洲國家有了付工資的專業軍隊，從政府自己的倉庫裏供應軍隊的各種所需，教導軍隊不要互相打架、不要騷擾百姓，並有一批有技術、懂節制的將軍來指揮軍隊。
武器技術方面又出現了兩種變化。一是用火繩引發槍機，裝彈藥既麻煩又無把握的滑膛槍被燧發槍所代替，這種槍的機制既簡單又可靠，可以在一分鐘內發射三顆子彈，三列士兵可以同時發射，已成為新的常用的步兵陣形。另一個變化是發明了管狀刺刀，這使每個步兵都成了長槍手，也就是說，從此在戰場上消失了長槍這種武器。這兩件事是在17世紀最後二十年內發生的，因此，馬爾伯勒的士兵于18世紀初就能用這些新武器打仗，威靈頓一百年後用的也是這些武器。當時馬爾伯勒把士兵排成薄薄的長列(法國人把它叫做“薄片隊形”)，便於保持陣式，便於連續開火，只要他們能守住陣地，就不怕騎兵衝擊。
但是，一旦雙方交火打亂了隊形，步兵就只有任憑騎兵擺佈了。為此，重騎兵，即持長劍或馬刀或長矛(從東歐引進的)的騎兵，仍是一種頗有戰鬥力的兵種。通過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戰鬥，從東歐學來起偵察、搜索作用的輕騎兵，在同土耳其人作戰時很有用——由一些能動的“龍”噴發出火力。騎兵配備了輕型滑膛槍後，便有了“龍”的名稱；同時，正如這個名稱所暗示的，也可用於國內的鎮壓行動。
大炮方面，在古斯塔夫•阿道爾夫去世後，改革便緩慢下來了，直到18世紀，才由法國出來領頭，在炮兵總監讓•巴蒂斯特•格裏博瓦(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的治理下，大炮的部件標準化，可以互換，增長了射程，改進了瞄準器，增進了準確性．減輕了炮架，大大減少了拉動大炮的牽引動力，使大炮成為戰場內外真正機動的武器，能集中對付任何目標。而比一切技術改進更重要的是，炮手本身的提高。炮手們不再被看作是一群對這種兇險手藝一知半解的民用專家，而成為全歐洲軍隊中一個不可分割的分支，同樣要穿制服，受訓練，並且必須有更多的戰爭科學知識。布裏尼軍事學校有一位優秀的炮兵軍官候補生，一位年輕的科西嘉人，他就是拿破崙•波拿巴(Napleon Bonaparte)。
光是武器技術的改進，並不能充分說明自古斯塔夫•阿道爾夫以來，到腓特烈大帝時代，歐洲戰事所發生的變化。真正意味深長的變化不在軍隊所持的工具，而在軍隊本身的建設以及使用他們的政府。的確，大可懷疑的是，如果沒有專職的軍官來指揮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也許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專職的政府官員作出正確決策來建設軍隊、供應軍隊，那麼武器的改進還會不會有這樣的進展。
這方面的先鋒是法國。正是波旁王朝於本世紀末把古斯塔夫•阿道爾夫的藍圖付諸實施，建立起一個功能完善的軍事體系，歐洲各國必須照此辦理，否則將有滅頂之災。
古斯塔夫於1631年去世時，法國王室的財庫已經破產，法國社會剛從長達半個世紀的內戰中開始恢復元氣，根本不可能在歐洲佔有雄主地位。用歐洲政治術語來說，法國幾乎已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法國之所以能復蘇，端賴於亨利四世結束了內戰，黎希留 [ 譯者注：Richelieu,極有勢力的法國大主教。 ] 擺平了同外國的衝突，如果某個外國不聽話，就找個代理人去打他。古斯塔夫正是最強大的代理人，在他死後，黎希留發現自己必須勉為其難，親自出馬，以阻止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或奧地利來主宰歐洲。
這是一項驚心動魄的任務。法國王室對其統治下的參差不齊的各省實際上很少控制權。地方上爭吵不休的顯貴、要人，只在名義上效忠國王，他們在內戰中養成的獨立習慣幾乎已根深蒂固。政府沒有文官機構，而最重要的是，沒有錢。王室的錢能養活的軍隊在“三十年戰爭”時期從不超過一萬二千人，所以不得不依賴一批軍事將領，這些將領自己豢養軍隊，負責付軍隊工資，購置武器裝備，自然也就既欺哄上邊又欺哄下邊。法國所能投入戰場的小部隊，也因付不起工資而不斷瓦解。高級軍官們都是貴族，不願向王室表示忠誠，也拒絕受別人指揮，他們把爭執宣揚於大眾之中，甚至打仗時也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孔代親王(Prince de Conde)，他在戰爭高潮時，從法國國王一邊轉到了西班牙國王一邊。這當然是一個例外，但這類行為在當時並不被認為是怪異，甚至不受指摘。這種作法是說不過去的，但是對那些偉大的貴族來說，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財政破產，軍隊腐化、無紀律，——這些就是1648年前法國軍隊的特徵，更確切地說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權之前，軍隊的狀況。到1680年，法國軍隊已擁有三十萬名精兵，居全歐之冠。數年後，更達到了輝煌的頂端，能抵擋歐洲所有大國的聯軍達四分之一世紀。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基本上，這項成績要歸功於兩位出色的、不知疲倦的官員：蜜雪兒•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17世紀40年代與50年代打好基礎，接著由他的兒子盧瓦(Louvois)侯爵在路易十四領導下畢其全功。他們的成績並非完美，在他們的事業進展過程，不斷遭到人們的攻擊，他們的錯誤從未徹底糾正過，其中不少錯誤在他們死後仍一再重複，甚至變本加厲。儘管如此，1700年，皇室的控制仍能有效保持；軍隊不僅不是獨立不羈、毫無效率的散亂單位，而是一個訓練有素、緊密結合的團體，有一個單一的集中的管理機構能把數十萬軍人投入戰場並保持整齊劃一達數年之久。
當然，他們的成功必須把法國財富增長這個因素考慮在內，科爾貝爾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和工業都獲得了進步，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都增長了；並建立起財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效的徵稅制度與許可證稅制度。但是，金錢本身並不能提高軍事效率。除非軍事管理部門得到改進，否則，錢再多也只能大部分白白落進各旅將領及軍需供應商之手。勒•泰利埃與盧瓦讓各旅將領做實際的代理人，即由他們去培訓軍隊、付給工資，並承擔全部財政風險。勒•泰利埃父子進行監督，確保這些軍隊有充實的編制；同時把供應武器裝備與行動指揮的責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國王為各將領指定副將負責作戰指揮，還任命一些普通官吏去指揮下屬一些較大的分隊。軍方中不服從指揮的，將被褫奪皇家津貼，少數貴族出身的指揮官想用辭職來逃避不光彩的被解職，結果以“欺君罪”被關進巴斯蒂堡壘。官員在領到皇家津貼之前，須在皇家衛隊裏擔任滑膛槍手。有一個模範旅，為所有步兵的軍事操練與紀律訓練作出示範。該旅的將領即被任命為軍隊總監，在法國與英國的辭彙中，有一個詞：“軍紀嚴格先生”，就是由此產生的。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5
最重要的創新是建立了一個管理軍隊的文官機構。這是一個重大成就，要考慮到在那個時期，還沒有一個正規的官方機構來管理任何方面的事務。國王通常用現金來收買官吏，或者同一些個人或團體簽合同去完成某項任務，無論是徵稅、徵兵，或是採購軍需、製造武器，或如我們在上—章看到的，組織私掠船去打擊國王的敵人。新建的機構即是“總管”，最初是黎希留時代開始的，當時作為一個常設的監督部門，負責隨軍監督，檢查徵兵及食物供應、彈藥供應，監督金錢的使用，回來向陸軍部長報告。勒•泰利埃把它的職權擴大為全面管理機構，後來傳給他的兒子使用。該機構的官員們負責談判簽約與監督執行，包括食品、武器、裝備（包括制服）。的確，政府要為如此大規模的軍隊提供軍服，是非有這麼一個機構不可的。他們把法國分為幾個區，各自的經濟潛力都是同幅員廣度成比例的，這樣就可以解決軍隊的給養、彈藥，各區並有永久性的彈藥庫與大炮庫。官員每兩月一次分頭去巡視各自的管區，調查該區的兵力、軍糧與工資。打仗時，他們配合軍隊組織後勤供應，倉庫內的物資用完了就向當地政權索取。當地居民對這些官員是不歡迎的，但總比讓兵士自己動手搶掠要好些。完全可以理解，軍中各層都嫌惡這些“總管”，高級軍官感覺受到了侮辱，低級軍官不滿他們查賬。但抱怨是無用的，因為站在“總管”後面的是精力旺盛、毫不通融的盧瓦，在盧瓦背後支持他不理會軍官們辱駡的，是國王。
我們務必不要過高估計“總管”的成就。對法國軍隊效率的判斷，離不開當時時代的標準，而不能用我們的標準。塞巴斯蒂安•勒•普賴斯特•德•沃邦(S. P．de Vauban)的偉大成就，在於他在法國邊境線上佈置了一個完整的碉堡系統，這項成就同盧瓦在建設軍隊方面的成就同樣重大。沃邦在本世紀末寫到法國軍隊狀況時曾說：“住的地方像豬圈，身體半裸著，快要餓死了。”他為君主的江山焦慮不安，僅僅是一個有威勢人的個人意志，或一群有威勢人的意志，無法克服19世紀龐大官僚機器運轉到極限仍不能解決的困難。貪污腐敗到處氾濫，供應系統紊亂不堪，苦難最深的是家中有派宿士兵的不幸的農民與市鎮居民。再者，歐洲社會現已更有秩序了，更加繁榮了，農業、商業、手工業及其他職業領域都呈現出無數有吸引力的就業機會，因此，徵兵的困難大大增加，願意當兵的只有被社會淘汰的分子、犯罪分子、容易受騙的人、半傻子，這些人只有用嚴厲的紀律才能控制住，一有機會便獸性大發，耍起蠻來。我們不可被洛可哥時代 [ 譯者注：Rococo Age,洛可哥式指歐洲18世紀建築、藝術等方面的一種風格，其特點是纖巧、浮華、煩瑣。 ] 。軍隊的表面華麗所矇騙；那都是些令人難受的、卑劣的擺設，而戰爭畢竟是一樁野蠻的、可怕的事情。
不過，儘管有它的不完善處，法國軍隊仍然是歐洲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國家工具。上述軍事制度被西歐其他各國仿效（結合本國特點），英國也不例外。其他方面亦如此，諸如法國建築、法國藝術、法國時裝、法國宮廷禮儀、法國烹飪，無不受到仿效。一些日爾曼小諸侯，他們的軍隊往往就是他們最有銷路的財產，也處處摹仿法國，一絲一毫都不走樣。更沒有人比得上經濟貧瘠窮困而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勃蘭登堡(Brandenburg)選帝侯，學習法國非常認真、非常成功；由於他對德國皇帝的忠誠，于18世紀初被授予普魯士國王的稱號。
現在我們回顧這段往事，仍能感到這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國在一個世紀的勝利與悲劇之後，為什麼這麼弱小的霍亨佐倫王室(Hohenzollerns)竟能經歷—個不短的時期爬上世界大國的地位？法國國王在17世紀初也許看起來也是很弱的，但至少疆土是結實的、肥沃的。而勃蘭登堡選帝侯的領土，歷經亂七八糟的繼承關係，把一些零星土地綴並到一起，互不連結又無防禦地散佈在從維斯杜拉河到萊茵河的日爾曼平原上，其自然資源無法同鄰國薩克森與巴伐利亞相比，更不用說在商業潛力上無法同聯合行省與漢薩同盟諸自由城市相比。霍亨佐倫王室在戰略上，同歐洲的兩個風暴中心——萊茵蘭與波羅的海——連接起來，如果一方是和平的，戰爭幾乎肯定要威脅另一方。不久，他們又兼併若干最不聽話的城鎮以及歐洲幾家最不順從的貴族。現在很難追蹤這些等級可疑的代表如何為軍隊與地方防務提供金錢的，更不必說無法弄清選帝侯也許不得不在他的領土遠端平息過多少爭端。不管他們做了什麼，也許可以有把握地預言，霍亨佐倫王室是無法取勝的，連自己的附庸也對付不了，更不用說旁的國家了。
回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大選帝候為克服這些困難所採取的辦法，他似乎是經過了長時間卓越、審慎的策劃的。而實際上，卻都是（通常如此）即興之作，急需什麼就做什麼。1653年，一次波羅的海戰爭的結果，涉及到選帝候國土的北部與東部領土，他拿這個問題作題目，向議會中各等級的成員各征了一筆小款子，湊起來建立一支幾千名精兵的軍隊；作為回報，他再次確認這些議會成員現有的各種特權：貴族在他們的領土內享有充分的管轄權；保證世俗的與教會的管理機構都同樣享有購置財產等方面的優先權；重申市民代表有司法豁免權並受行會的保護。但議會各等級必須同意王室派往各地估稅、徵稅的官員的任命，也就是對設立軍隊“總管”的支持。這樣，他們用獻納來鞏固了自己的傳統權力——這對他們保持獨立是真正的保證。這件事，他們會為之後悔的。
當然，地方同意徵稅並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戰爭的需要。第二年．選帝侯就採取了又一個行動，1654年，帝國議會——神聖羅馬帝國的代表組織(日爾曼的諸侯們看待這個組織就像是今天的主權國家看待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督促“帝國每一州的居民、臣民與市民，應當順從地援助各自的王侯、領主與長官，住進並保衛各要塞以及其他必要的處所。”此一鎮痛劑式的勸告，乃弗雷德里克•威廉採取的自我授權行動，以便強制他的臣民慷慨解囊，包括“為了國家當前與未來的安全、和平與安寧，所要求他們獻出的一切。” [ 作者注：Hans 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IV,P280。 ] 這一含糊不清的法律條令，同他新建立的官僚機構以及一支小規模軍隊結合起來，給了他所需的全部機制去建立一支更大的軍隊。當1665年中央屬地勃蘭登堡與西方屬地克利夫認為與己無關因此拒絕參加波羅的海戰爭時，威廉就利用這支軍隊憑武力在這兩處徵稅，並從此把這一作法沿襲下來。八年後，當聯合行省同法國之間逐漸敵對時，普魯士議會也想拒絕加入選帝侯保衛萊茵蘭領土的戰爭，最後結果也只得被迫就範。他們被迫就範是比較容易的，因為貴族(居民的天然領袖)是受豁免的，因此只好由農民與資產階級來分擔貢獻。由於這些方法，弗雷德里克•威廉的軍隊1678年達到四萬五千人，在他及其繼承人的統治期間，始終維持這個水準，不算特大的編制，但已足夠達到他的目的——把勃蘭登堡一普魯士建成一個國際性強國，唯一的、最終的批准權即在於軍事力量。
同時，這支武力也足夠抓牢一個只有兩百萬人口、自然資源貧乏的社會。皇家官僚機構負責徵集貢物以支援這支軍隊，他們還發現可以介入更多的事務。在市鎮，錢是從商品來的，於是他們便控制住所有的工業與商業活動。在鄉村，他們同樣控制住收穫、租佃與徵稅。就像法國的“總管”，這些普魯士官吏建立起一張官僚網，使君主政權增加了幾份控制經濟活動及自然資源的權力，從而逐漸削減地方的權力與獨立性，形成以柏林為中心的有效的中央政府。事實上，一個國家——普魯士國應運而生了，普魯士軍隊的國王心滿意足了。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6
幸虧這些堅實的基礎，大選帝侯的孫子——國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1713-1740）才有可能建立起多達八萬人的軍隊，占歐洲第四位。建軍過程極其小心地不讓本國的脆弱經濟受到影響。城鎮自由民、勤勤懇懇的納稅人，都未牽連在內。步兵盡可能從外國人和農民中召募；播種與收穫期間，農民可以回農村；付給他們的工資很少，作為補充，鼓勵他們在營房裏做生意。因為這種軍隊太寶貴了，所以極少把他們投入惡戰。軍官幾乎毫無例外地選自貴族階級，他們實際上是被徵召來為皇家服務的——貴族家庭必須至少送一個兒子去預備軍官團，由此組成軍官隊伍的主流。作為回報，皇家重申貴族的特權。所以說，普魯士貴族是必定要為皇室服務的，經過兩三代．那些同堅持要獨立的鄰居——波蘭人打過仗的貴族，便成為霍亨佐倫王室的馴從的支柱，長期沿襲下來，其中著名的家族有：馮•阿爾文斯勒本(von Alvenslebens)，馮•特賴考(von Tresckows)，馮•法爾肯斯泰因(von Falkenstein)，馮•曼陀菲爾(von Manteuffels)，馮•克萊斯特(von Kleists)，直到二百年後這個王朝倒坍。
普魯士軍官團也許是歐洲最封閉的社會群體，這是霍亨佐倫王室有意養成的。部分原因是他們所處的環境自成一個圈圈；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特別信仰榮譽與忠誠這些貴族習俗，戰場上表現十分英勇，平時對皇家的命令十分順從。法國的貴族很容易獲得官職。波旁王室同其他歐洲王室一樣，用提供在朝廷、在軍隊、在教會任職的辦法來閹割貴族的政治獨立性。貴族們也認為擁有貴族門第不如當上一個旅的將領，錢囊可以飽飽地。有錢的城鎮自由民可以買到一項職務，增加自己的機動性，並過上一種貧窮的外省貴族(相當於普魯士的“容克”——即貴族地主)也過不上的優裕生活。18世紀的法國軍隊上層充滿了富有的平民子弟與上流社會的皇親國戚，這些渴望高升的年輕貴族子弟因父母既少財富又無名氣，因此提拔無望。結果，許多人逐漸同朝廷疏遠，熱切盼望斯巴達的故事重演，當時貴族的實力已經達到萊茵河彼岸，他們甚至盼望更加激動人心的戰爭模式，這種戰爭在1776年後，在大西洋彼岸發生了。
儘管如此，法國富裕的軍官團，或普魯士貧窮、自大、忠於王室的容克地主，或任何歐洲較小國家中的中間階級，他們的共同特點仍超過他們的不同之處。舊日雇傭軍中天然存在著同志般的友誼，一個經歷豐富的年長者走在前面，幾名年輕的貴族子弟跟在後面，扛著長槍或滑膛槍，還帶著幾個普通士兵……這樣的景象已被一種等級森嚴的結構所代替。這種結構把“任命的官吏”與“其他等級”嚴格分開。“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國王負責，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貴族，都過著貴族生活。“其他等級”系由雜亂的人們湊到一起，他們或是被強制來服役，或從歐洲各地雇來，靠補助金為生；這些人受非任命的官吏組成的監督階層進行管理與訓練，依靠鞭子的豐富語言把他們訓練到像個機器般的人那樣，上戰場時能連成筆直的一長列向前移動，甚至更重要的，能使他們在敵人已向他們射擊時仍能數小時地站在陣地上紋絲不動。
戰鬥是如此殘酷，職業士兵難以補充，這是18世紀的將軍們像兩個世紀以前他們的雇傭軍先驅者同樣感到頭痛的問題。薩克斯(Saxe)將軍在其著作《戰爭幻想》(1732年）中，作過很好的敍述：“我不喜歡對陣戰，特別是在戰爭的開頭，我相信，一個有才能的將領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參加被迫加入的戰爭。”腓特烈大帝在他1747年《對將軍們的訓令》中也有同樣的感觸：“戰爭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將軍的最出色的傑作，在於使他的敵人餓死。饑餓比英勇作戰更能耗盡人的活力，不必冒戰鬥的風險就能獲取成功。但是，鑒於戰爭極少是由於補給兵站被佔領就結束的，決定勝負只能靠大戰役，因此，有必要運用所有這些手段去達到目的。”他還寫道：“戰爭的決勝只能靠戰鬥，否則無法結束戰爭。為此，軍隊必須戰鬥，但應掌握適度，充分佔有優勢……只要切斷敵人的供應，並選准了有利地形，就會獲得機會。” [ 作者注：兩篇文章均翻譯並登載于 T. R. Philips所編 The Roots of Stategy: A Collection of Military Classics, London, 1943. P.161,173,213. ]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紀軍事戰略的本質、問題與目的。將軍們首先要解決好：問題是如何在敵方國土上移動一支七萬人的軍隊，並須不斷供應食物、飼料與彈藥，——許多將軍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前線森林中已漸寒冷，而供應跟不上的話，任何戰鬥都無法開始。鑒於馬匹與騾子的飼料供應是個大問題，在春末之前是無法開動軍隊的。前進的速度受限制，不僅因為負載過重的軍隊在崎嘔不平的路上開拔困難，還因為沿線須設立若干彈藥庫，彈藥從後方基地達到沿線的彈藥庫，再從沿線彈藥庫運到前線，頗費時間。只是從這個時候起，軍事辭彙中才出現了：基地，側翼，交通聯絡線，內線，外線等等。
隊伍需要走幾天才能抵達敵人要塞，這時，司令官須作出決定，是繞開它，還是圍攻它？一場圍攻戰也許要占去整個夏季；但是，把敵人要塞留在後面，對交通聯絡無疑是一個經常的威脅，那是不容考慮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敵人。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可能受制於敵人。只有膽大的司令官，經過仔細計算所涉及的風險，部隊曾受過急行軍的訓練，才有希望在幾個月內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濘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兩個敵塞，為來年的戰鬥贏得一個有利形勢，就算是相當幸運的了。這類小勝積累起來，把敵人的財力耗盡，迫使他們考慮與其把寶押在一場戰役上，還不如求和較為有利，否則數年來的經營有可能毀於一旦，尤其是考慮到發動戰爭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作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這樣，18世紀後期的歐洲軍隊最關心的問題便是：攻城術，築堡壘，行軍，供應，所有這些題目，在大量文學作品中都有過描寫。軍隊，——用克勞塞威茨(Clausewitz)的話來說——就像是“國中之國，其中暴力因素逐漸消失。”那個時期，大部分時光在廣泛的和平中度過。即使戰時，終年也只打四五個月的仗。對外來說，它們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對他們自己來說，他們是一個自成一統的小天地，一種有自己的常規慣例、有自己的禮儀、自己的音樂、裝束與習慣的亞文化；這種既乏味又使人著迷的生活方式被稱之為“磨洋工”，英國軍隊中一直沿襲到今天。無論戰時或平時，社會上其他階層對他們的行為不感興趣，不讓青年人學他們的樣。英國同其他國家一樣，民眾是支援戰爭的，尤其是海上戰爭，它可以增加社會財富，戰爭涉及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也不大。勞倫斯•斯特恩可以遠去巴黎實現他的“傷感旅行” [ 作者注：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國作家，《傷感旅行》一書未寫完，即因患肺結核去世。 ] 。無需旁人提醒他：英國同法國正在打仗，他要去法國應先搞到一份護照。大陸上，商業、旅遊、文化與學術交流，即使在戰時也毫無妨礙地在交流著。戰爭是國王們的戰爭，一個好公民只要按時納稅就可以了，至高的政治與經濟權威只要求他們掙錢。既不要求人們參與戰爭決策，開戰以後也不要求他們參加戰事，除非一些年輕人受到冒險精神鼓舞自願參加。重大事情都由統治集團獨自作出決定。
也許還可以提到，歐洲文明一個不是最小的成就，正是因為有了受過訓練的、順從的帶槍的狗，——某些情況下是長卷毛的狗——才使許多世紀以來歐洲人民受到餓狼驚擾的危機大大減少了。然而，這一成功孕育了一種反作用。歐洲的財富增多後，出現了一個富庶、自信的資產階級，他們對軍隊（包括出身貴族的軍官與無家可歸的平民士兵）毫無同情之心，說得好些，認為軍隊只是一群同他們無關的專業人員；說得壞些，簡直就把軍隊作為嘲笑、輕蔑的對象。一些開明人士已不再認為戰爭是人類的必然命運——需用耐心與勇氣去承受的命運。18世紀的經濟學家也不再像他們17世紀的前輩那樣把戰爭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明顯不過的獲取財富獨一無二的源泉。人們逐漸相信，財富是從社會群體之間自由無障礙的貿易中產生出來的，世界上如此明智地覆蓋著行善的遠見，只要人們彼此交流，和諧與和平就會把人們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法國的重農主義者與英國偉大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門徒們，正是這樣教導人們的。戰爭是錯誤的法律、偽造的感覺與既得利益集團的產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遠大、理解人類本性與社會行為準則的人們所統治的話，戰爭永遠不會發生。伏爾泰(Voltaire)與百科全書派正是這樣教導的。對他們來說，士兵是一個已成為過去的時代的殘留物，是某種生活方式的代表，在這種生活裏，思想開明的人們也會閹割自己；在這種生活裏，總有一天，人類就會很快通統逃光。
這是對專業軍隊的發展的一種反應。但還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反應。法國另有一些人把軍隊看作是“內部組織緊密、同其他人群隔離、把戰爭行為降低到更加專門的深奧科學行為”的一股勢力，這股勢力完全不能適應社會與政治目的的偉大變革，但在表面平滑的18世紀後期正在開始積聚力量；這些勢力勢必會找到新的軍事組織形式與新的戰爭模式。有這類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發言人，他就是雅各•德•吉爾貝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試論普遍戰術》一書，用他對當代戰爭行為的嚴厲攻擊來開的頭：
我們用來打仗的軍隊，既是胡亂徵募來的，又少適當的待遇。無論勝或負，雙方都同樣地資耗力竭。國內怨聲載道，信譽沉淪，金錢流失。海軍再征不到水兵，陸軍再征不到步兵。雙方大臣們都認為談判的時機到了。和平終於來到。少數殖民地或省份易了幟。衝突的起因仍未解決，雙方各自坐在廢墟中忙於償還債務、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設想一下：歐洲將出現一個民族，人民天資聰穎，社會資源雄厚，政府領導英明；在其國內，穩重的美德同堅實的軍力在平抑擴張的政策下連接起來；這個民族決不會忘掉自己的目標，懂得如何進行廉價的戰爭，如何在勝利之後過好生活，而不至於因財政困難而束手無策。我們將見到這樣一種民族，能像北風壓倒柔嫩的蘆葦那樣制服它的鄰居並推翻他們脆弱的政治結構。 [ 作者注：Com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xiii. ]
吉爾貝認為無法預見到這種民族的誕生。他悲傷地說：“這樣一種民族是不會出現的。因為歐洲不會再有一個國家能夠立即強大起來，煥然一新。她們的成長一模一樣，都在彼此腐蝕。”吉爾貝死於1791年，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預言正在開始成為現實的。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6
第五章 革命戰爭
18世紀最後十年內，歐洲的社會框架，包括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與軍事的，都坍塌了下來。18世紀的歐洲，各個國家均己自成體系，疆界確定，各國君主在本國疆域內實行絕對統治。各國國王間的關係，依據國際間的法律的精確條文，嚴格按照外交禮節辦事。各國之間的戰爭也是由訓練有素的專業軍隊遵守同樣的慣例進行，軍隊士兵由歐洲各國募來，軍官幾乎都由相互通婚的各國貴族家庭中產生。如今，所有這些都成了問題，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變化。這一變化主要是1792-1815年革命後的法國同其鄰居間幾乎無間歇的長達二十五年戰爭的結果，戰事的規模是自從蠻族入侵以來從未見過的。但是，這些戰爭至少應當看作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徵，同時也是革命的結果。
18世紀戰爭的性質，與當時社會的性質密不可分，這個國家發生了革命必然影響到另一個國家也發生革命。一旦，國家不再被認為是王室的“財產”（不管這些王侯為他們臣民的利益多麼地辛勤工作），便成為那些獻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數民眾把國家看作是某種絕對“好”的化身，為了把國家爭取到手，任何代價也不為高，任何犧牲也不為大。於是，洛可哥時代那種“穩健與優柔寡斷的競賽”看來已成為荒謬可笑的時代錯誤。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生活在這個時代，他已覺察到，戰爭並非是與其他事物無關連的行為，而是國家政策的表現，是推行國家政策的另一種手段。國家的性質改變了，政策也就改變，因而戰爭的性質也改變了。
法國軍隊粉碎了舊體系，建立了（儘管還只是很初步地）嶄新的卡洛林帝國(Carolingian Empire)，其疆土從維斯杜拉河 [ 作者注：Vistula, 系波蘭境內的大河。 ] 一直到大西洋。在研究法國人為何有些成功時，我們並未發現有什麼新奇武器。拿破崙的軍械武器幾乎同腓特烈大帝時代一模一樣。是有一些新的戰術創新，但這些東西在革命戰爭前數十年內已為軍事理論家與指揮官們廣泛討論並部分試用過。從這類創新中可揀出四條來說說：一是把軍隊組成若干分隊，可以同時沿著幾條大路行進，使行軍速度更高、更加靈活；二是配置一些“自由行動、自由開火”的“偵察（搜索）”隊——所謂的“輕步兵”或來福槍隊；三是在戰場上更靈活地運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組成進攻性縱隊，取代橫列，橫列雖強化了進攻性衝鋒但不利於防禦——也就是說，把薄層改成了厚層。
頭兩項改革通過改進步兵武器便可達到，這在17世紀末已經開始。當時引進的隧火滑膛槍與刺刀，使每一個步兵在發揮火力與保衛自己兩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獨立能力；並可派遣若干配置這些武器的小分隊作為先鋒隊、後衛隊或側翼隊；這些小分隊可以自我保衛，甚至抵禦強大的敵人直到解除危險或撤退。18世紀中葉，這類打前哨戰的小分隊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戰爭”結束後，法國將軍彼埃爾•德•布林賽(P．de Bourcet)才建議全軍都應按這些規則組織起來。在《大戰原則》（1775年）一書中，他建議把全軍分成許多自成體系的“分隊”，而不再採取軍隊整體移動方式，各個分隊各自行進，互相支援，但都能單獨行動。這樣不僅能提高行軍速度，而且指揮更加靈活。
因此，在傳統的攻城術與供應辦法之外，又有了一種新的戰略謀劃，即以加快速度為前提的小分隊互相配合，並由各分隊靠自己的力量堅持作戰。這種組合方法還有一層好處。小單位沿著輔路進軍無需全部依賴供應線，並能在某種程度上依靠沿線鄉村供應即可，這就能使進軍速度大大提高。18世紀晚期，西歐各國都較富足，道路系統也大大改善，更多的土地得到開發，軍隊如此行動的機會更加增多。
18世紀，打前哨戰時，越來越多地運用小規模的搜索隊進入森林或鄉村中去進行偵察與搜索，為此需要培養這種專門人才去承擔這類任務。此類行動需要有自信、反應靈敏並忠誠可靠，這在只會在長官監督下統一行動的列兵中是很難找到的。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國的軍隊，他們在東南歐同土耳其人的長期爭鬥中顯現出來這種才能。為了守衛邊疆，帝國軍隊從當地徵募一種獨一無二的兵員，即：克羅地亞丘八 [ 譯者注：原文為法文 pandours, 意謂丘八、粗暴的人、掠奪者。 ] ，匈牙利輕騎兵，與阿爾巴尼亞大兵，去做擔任偵察與搜索任務的輕騎兵。1741年，瑪麗亞•德蕾莎女王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因需保衛西部國土不受普魯士與法國的入侵，即系依靠這些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對手們抱怨說，這些輕裝的軍隊遠離大部隊在前方或側翼單獨行動，就跟土匪、殺人犯差不多，必須採取步驟認真對付他們。法國同普魯士的軍隊也開始徵募特殊戰士——輕騎兵 [ 譯者注：原文為法文 chasseurs, 既作“獵人”，又作“輕裝兵”“狙擊兵”。 ] 與山地狙擊兵 [ 譯者注：原文為德語 Jager，既作“獵人”，又作“(山地)狙擊兵”。 ] ，讓他們在起伏不平的山區巡邏，這些人都善於在山區或森林中戰鬥。腓特烈大帝徵募了本國的輕騎兵，但完全不合他意願的是，這支從事前哨戰的分隊成了一支“自由隊”；後來他把他們解散了，並非常輕視地稱他們為“冒險家、逃兵和土匪，他們同普通步兵不同處就在於他們缺少能使步兵變強的東西——紀律。”另一所鍛煉偵察兵的學校是北美森林，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軍隊都同樣發現歐洲常規戰術的局限性，那裏的戰爭都是“非常規的”。出現“革命戰爭”曙光的前夜，各種各樣的步兵幾乎都穿上了獵人慣穿的綠色服裝以便偽裝，所有的歐洲軍隊差不多都採用這種辦法。 [ 作者注：Revolution 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 Yorck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6, P28-46. ]
至於炮兵，前已述及讓•巴蒂斯特•德•格裏博瓦18世紀60年代在法國軍隊中所進行的改革，使法國炮標準化，易運轉，並提高了準確性。人炮在戰場上的配置模式，讓•杜•泰爾(Jean du Teil)騎士曾作過圖解。讓•杜•泰爾騎士同他的兄長約瑟夫•杜•泰爾(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輕的波拿巴特的教師與恩主。在《曠野作戰中大炮的用法》（1778年）一書中，讓•杜•泰爾指出，戰場上使用大炮近似攻城的概念。他特別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威力，在敵人的陣列中炸開一個缺口。他還強調了戰術因素，如火力與移位的相互依存，傾斜火力優於徑直火力，但他總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這一要點上來。“我們必須把最大數量的軍隊與大量大炮集中起來攻擊一點，方能使敵受創，……我們必須使大炮數量加倍，集中攻擊一點，取勝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養並加倍其數量，方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 作者注：Robert S.Quim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296. ]
自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以來，法國軍隊仍繼續沿用步兵方陣齊整進攻這一正統作戰方法，已成為代價昂貴的僵化方式。法國人還比不上普魯士人那樣，經過無懈可擊的訓練，以鐵的紀律嚴格約束，把步兵排成橫列的單層。這的確需要一種很特殊的軍隊才行。18世紀早期法國最卓越的軍事作家謝瓦利埃•杜•富拉爾(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張用方陣進攻，設計這種層次很密的方陣用意在於最大限度地發揮震嚇敵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這種思想在法國軍隊中始終保持深刻影響直至革命爆發。“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法國竭力貫徹這一戰術，結果是敵人炮火把法國步兵方陣轟得四處逃竄。到本世紀末，這種戰術也就很少採用了。最有效的步兵陣式，是由吉爾貝首創的“靈活的綜合陣法”，即組成若干小型方陣，必要時可聯成一線，後來成為“法國軍隊規則”（1791年）的基礎，至少是“革命”軍隊奉行的正式理論。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7
但是，1792年，“革命”軍隊需要抵禦進犯的對方軍隊時，很少有機會去實踐這種正式的軍事理論。皇家軍隊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這部分軍隊被看作是不可信任的。現在已經沒有這麼大量的經過訓練、紀律嚴明的步兵來運用舊政權時代的戰術。即使還有教導、灌輸的時間，自願參軍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傳統的紀律。革命軍隊都根據“必要“去辦事，把盧梭 [ 作者注：讓•雅克•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在瑞士出生，生活在法國，哲學家、作家、政論家。 ] 關於“自然人”的概念昇華為指導性原則，對舊秩序的不自然作法不再理會。他們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衛已得的自由，他們用大隊進攻與分散搜索相結合的辦法，高叫著“上刺刀！”猛向前沖。這是一種作戰的天然模式。的確，對於這批在戰鬥前一兩天才剛剛摸過滑膛槍的士兵來說，也只能採用這樣的作戰方式，當然這樣的作戰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們不能忘記，革命軍隊中含有大量正規兵、軍士與年輕的軍官，他們欣喜地獲得了在舊制度下得不到的責任與機會。尤其是炮兵與輕步兵，從前被貴族們看作是時髦的崗位，從不讓平民插手。正是舊軍隊的正規大炮於1792年9月炮轟瓦米，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國軍隊重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軍隊，一個正規的營按自願編成兩個隊；國家警衛隊舊的白式皇家制服改為紅白藍三色。新法國軍隊成功的奧秘在於把舊制度下的職業性同保衛國家的熱忱結合了起來。
如果不是經過從前狂熱的專制制度下的訓練、現在又由一位自亞歷山大大帝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來領導，這些混編的部隊也許還打得不如從前那樣好，儘管他們也無需像從前那樣作戰這麼久。當然，如果他們無法對抗既受過專業訓練、又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敵人，他們也就不會從革命戰爭的最初幾年中活下來，更不必說勝利地活下來。舊時的君主們必須仔細地計算他們的軍事預算，因為保持一支正規軍隊在財政上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在革命的國家，龐大的軍事預算是不會有人反對的。1793年，志願入伍者已基本消失，為此“8月23日法律”規定：“自即日起，直至敵人被驅逐出共和國領土之日，全體法國人永遠有服兵役的責任”。一年之內，敵人被清除出法國領土，然而，無情地不斷擴大的徵兵工作延長達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國革命軍隊的組織者拉紮爾•卡爾諾(Lazare Carnot)指揮著百萬大軍，他利用這一優勢在各個戰場上耀武揚威。效果總是來自數量！這是他的口頭禪。“計謀沒有用，軍事藝術沒有用，只有火、鋼和愛國心才管用！”18世紀的戰爭中幾乎已見不到的純粹的兇殘，如今又屢見不鮮。卡爾諾寫道：“戰爭就是殘暴，要麼不顧一切，要麼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為家常便飯，戰場上自然應當變本加厲。他鼓吹：“我們必須消滅敵人，直到趕盡殺絕！” [ 作者注：Marcel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Paris, 1950, Vol.II,P.100-108. ] 戰爭不再是有節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勝負的了。
既然人能徵召，那麼全國的資源都可以徵用來養活軍隊，包括武器、裝備、著裝與軍糧。卡爾諾與其同事們為此創立了一種“有計劃的戰時經濟”，其基礎是斷頭臺的恐嚇。各地的糧食都徵集起來，不顧當地居民的必要消費。設立國營的麵包房，生產“相同的麵包”，按供應卡分配給國民。所有消費品都由政府規定了最高價格。奢侈品全部徵收來供出口，換回戰爭物資，全部國際貿易都由一個中央委員會加以管理。所有運輸及工業生產都被宣佈國有化，並用作軍事工業。私藏財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處死。武器、彈藥、軍服與裝備的製作，都由國家來組織。甚至科學家也被徵召來解決冶金、爆炸、發射，以及其他有關武器生產的問題。在默東(Meudon)設立一座供研究用的實驗室，發明了頭一批軍事觀察用的氣球。巴黎同前線之間架通了信號式的電話。這是科學頭一次在國家規模上用於戰爭活動。
行動同概念不相等。一旦外國入侵的緊迫危險消除了，人民便不再準備採用那些概念，極權政府也無法用他們慣用的手段去強制人民。一旦，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領導的“恐怖與效能”政府於1794年熱月 [ 譯者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共和曆的第11月，相當於西曆7月19日到8月17日。 ] 被推翻，供應軍用品的企業又轉為私營企業。通常負責管理這方面業務的軍需處現已不能適應已發展至如此大規模的業務活動，於是貪污便盛行起來。軍務合同商成為炫耀一時的“五人執政內閣” [ 譯者注：法國1795－1799年間由“五人執政內閣”統治國家。 ] 與“帝國”的新貴；納稅人（先是法國的，後來包括歐洲各國的）則受盡壓榨，以飽“新貴”們的私囊。有一種說法．說拿破崙的軍隊有三類人；高級軍官既有榮耀又有財富；低級軍官和士兵有榮耀無財富；後勤委員有財富無榮耀。 [ 作者注：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 Paris, 1904,Vol.I, P479 and passim. ]
毫無疑問，1794年後是不可能遣散這些人數龐大的軍隊的，如果這樣做，將使法國國內一片混亂。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法國國內是供養不起這些軍隊的。開頭是保衛法國、保衛革命的戰爭，現在變成了先是掠奪後是征服的戰爭。五人執政內閣的將軍們留在國外，不怎麼關心法國軍隊開到了何處。年輕的波拿巴特率領一支忍饑挨餓、軍服襤褸的軍隊，僅憑著掠奪的許諾，於1796年進入義大利，事後創造出一個征服的理由。如問拿破崙的軍隊為什麼會跟著他不僅進入義大利而且還進軍埃及、德國、波蘭，最終到了俄羅斯，並看到這支破破爛爛的年輕軍隊還不斷得以擴充，其原因是他們別無選擇，何況當兵總比在家裏呆著要好。我們發現，其中還有一種答案是盼望掠奪戰利品；另一種理由是希望促進大陸各國的交流(拿破崙的軍隊是推動社會流動性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種理由是喜歡冒險。所有這些理由都可以概括進一個概念：光榮。舊時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了，再無限制個人憑他的勇猛與才智去獲得大量財富。正如威靈頓公爵所說的：
[拿破崙]是一國的君王，同時又是軍隊的軍事首領。那個國家是建立在軍事基礎上的。所有的機構架設起來都是為著組織並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軍隊。所有的政府職位與獎賞都是首先為著軍隊保留著的。一名軍官，甚至一名士兵，也會翹盼一個王國的王位作為對他的服務的獎賞。 [ 作者注：Philip Henry, 5th Earl Stanhope, 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1831-1851, London,1888, P.81. ]
這一時期的藝術，受到浪漫的英雄主義精神的鼓舞，而在“偉大的軍隊”中同時存在著的是更直截了當的掠奪的熱心。這是這樣一個時代，數代法國人，無論屬於何種階層，都會用一種可以理解的懷舊之感，回想起它來。
拿破崙正是帶著這些概念去掌握軍隊，用他的天才既把它作為軍事工具也作為政治工具。也許，在他的先輩中，只有馬爾伯勒 [ 作者注：約翰•邱吉爾•馬爾伯勒(Marlborough, 1650-1722)，英國將軍、政治家，歷史上著名的軍事指揮官，因戰功被封為公爵。 ] 曾顯示出可以與他相比的才能，把一個戰役作為一個整體去把握，各種軍事活動與相互配合都考慮在內，而不是一連串互不聯繫的攻防戰鬥。無論敵方是誰，如1796年與皮德蒙特(Piedmont)之戰，孤立並爭取了這名猶豫不決的對手；1806年打普魯士，把一個強大的頑敵徹底摧垮、消滅。政治目的決定戰略計畫；戰略計畫又須導向辨明敵方決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奮力攻之。這些都是拿破崙從杜•泰爾那裏學來的，以及他本人作為炮兵軍官候補生時學來的。他寫道：“戰略計畫猶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點。一旦打開缺口，平衡被打破，其餘的便不在話下”。 [ 作者注：引用於 Yorck von Wartenburg, Napoleon asWar Lord, London, 2 vols.,1902, Vol.I, P38. ] 面對在人數上佔優勢的敵人，要害在於分散兵力就會在具體環節上有失敗的可能，1796年在義大利發生的事情正是這樣，滑鐵盧也差不多是類似情形。敵方雖處劣勢，而我方通訊聯絡極易受到攻擊，在此情況下，指揮官要麼下決心在不利的條件下戰鬥，要麼像運氣不好的奧地利將軍麥克(Mack)1805年在烏爾姆那樣可恥地投降。
具有決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礎上的。拿破崙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廣，使敵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1801-1805年，在這僅有的四年短暫的休戰年月裏，拿破崙重新組織了法國軍隊，其模式後來受到歐洲各國在下一個半世紀中普遍仿效。這種模式便是在一個單一的最高指揮下，軍隊幾乎可以無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軍分成若干軍團，每個軍團由兩個或三個師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個軍團共有八千人。每個師包含兩個旅，每個旅兩個團，每個團兩個營。1805年，這些軍團駐紮在西歐地區——法國北部、荷蘭、漢諾威——由於精確地安排好時間，一下子調過來圍住了奧地利在烏爾姆的軍隊。之後，他們又各自散去，後來在奧斯特裏茨(Austerlitz)聚合，同奧地利與俄羅斯人作戰。次年，法國軍隊向北開拔，像拍打器那樣迅速散開，在耶拿(Jena)摧毀了普魯士軍隊。這類行動涉及到複雜的計算。幾十萬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過起伏不平的鄉村，後幾代人需要設立一個龐大的總參謀部才能計算出來，而拿破崙用他的大腦袋就裝下了這一切。
這些戰略謀劃的目的在於使法國軍隊獲得最有利的地位去發動戰鬥——這種戰鬥不應只當作是無可回避的罪惡，而應成為整個戰役的最高潮。為此，拿破崙採用並改進了革命軍隊的戰術。在主力部隊的前頭，派出一大隊小規模戰鬥兵與射擊高手，去瓦解敵人的軍心。用大炮轟擊敵人的陣線；數千名列隊的步兵反復衝鋒同敵人擠刺刀，直到敵方出現了弱點，拿破崙便向它集中火力並調出他的預備隊。如果這種謀略運用得很笨拙，並且面對的是像在伊比利亞半島上佈置妥善、鎮定自若的英國正規軍隊，那麼，這種戰術無疑於自殺。在耶拿的普魯士軍隊在鎮定與專業化方面一點也不比英國軍隊差，但經數小時的激戰，不知從何方射來的狙擊手的槍彈，使他們驚惶失措。普魯士的陣線終於崩潰後，拿破崙派出輕騎兵進行追擊，意欲全殲敵人，摧毀其國家。法軍長驅直入，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摧毀了恢復生機的全部希望。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7
但是，戰爭繼續下去，兵員的品質下降了，拿破崙的戰術變得比直截了當的進軍競賽強不了許多。1806年後，軍隊的訓練既不講行軍也不講策略，只教如何開動武器。這種起碼的技術，在行軍過程向同伍的人一學就會。1809年在阿斯彭－艾斯林(Aspern-Essling)，拿破崙準備太差，就貿然把步兵縱隊投入戰鬥，活該被奧地利軍打得大敗。此後，他用成倍增加大炮的辦法來提高軍隊的品質，即使這樣，他取勝的代價也很昂貴。數日後，為雪阿斯彭之恥，拿破崙決定在沃加拉姆(Wagram)實行報復，但損失了三萬名兵員(對比奧斯特裏茨之役只損失八千人)。1812年在博羅迪諾對俄羅斯作戰不用謀略只顧衝鋒，最終損失了三萬人（軍隊供應很差），摧毀庫圖佐夫 [ 譯者注：米哈伊爾•伊拉裏翁諾維奇•庫圖佐夫(M. Kususov,(1745-1813),俄軍統帥，著名的軍事家。 ] 的計畫徹底破產。滑鐵盧一役，法軍笨拙地強攻使兩萬五千人損失在威靈頓 [ 譯者注：亞瑟•威爾斯利•威靈頓(A. Wellington, 1769-1852)，英國軍事家、政治家，因打敗拿破崙受封公爵。 ] 的戰線前，占法軍總數七萬兩千人的三分之一還多。
要是拿破崙不曾打贏幾次仗，他的全部戰略便站不住腳了。雖然他並未忽略供應問題，也的確在每次戰役開始前作了精心準備，但是，他進軍的速度太快以致供應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戰爭”中的前輩一樣，他們不得不在當地農村就食。拿破崙期望軍隊能供養自己，軍隊的確也這樣做了，儘管他們無法向當地居民說清楚法國進軍的理由。當軍隊總人數達到六位數時，軍隊只能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自我解決供應問題。如戰爭時間拖長，他們必得在戰役結束後立即奪取敵人的糧秣庫，並強迫打敗的一方供應食糧。1807年，拿破崙開始向歐洲較貧瘠的地區進軍，在埃勞戰役後進入波蘭，進入伊比利亞半島，供應成為一個使人煩惱、幾乎無法解決的難題。威靈頓在伊比利亞半島取勝的秘密就在於他冷酷無情地利用並加深了法國軍隊的供應困難，而使自己在這方面確保無虞。俄國人在1812年取勝也是依賴他們拒絕同拿破崙決戰．讓拿破崙深入俄國國土而供應無法跟上。餘下的事就由冬天與饑餓來完成了。拿破崙只剩下三年時間來把自己約束在更傳統的規模內作戰，而他的敵手則較好地保留了傳統的戰略，顯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低估對手們的成就來暗示拿破崙的失敗最終是由於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點，而主要的不是敵手們的努力。拿破崙的做法使法國負擔太重，他的報應或遲或早總要來到。舊派的、頭腦冷靜的指揮官如奧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靈頓公爵慶倖自己的成功，說明18世紀形成的戰略與戰術原則，再加上十分重視供應線以及戰場上的嚴格紀律，仍具有持久的價值。同樣清楚的是，一成不變地用18世紀的眼光來看待拿破崙戰術，也將是災難性的錯誤。沒有一個國家能像普魯士王國那樣，能把18世紀戰術的優越性發展到最高峰。
普魯士在1792-1795年“第一次聯合戰爭”中的短暫經驗，以及對拿破崙1796-1801年間戰爭的觀察，使普魯士軍隊中的一批年輕軍官認識到：戰爭學中存在著某些對抗性的東西；法國革命釋放出一種民族的能量，不是什麼瞬刻即逝的現象，而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在政治與軍事兩方面改變了歐洲各國間的關係，為此，他們的祖國需要作出反應，不僅要從軍事上進行改革，而且還要從政治上進行改革。1806年耶拿戰役災難性的失敗，證明了格哈特•馮•沙恩霍斯特，赫爾曼•馮•博因，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等人的觀點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帶頭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為軍事改組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系在耶拿戰役結束後成立，以重振普魯士軍隊。當時還不十分清楚不應去機城地摹仿法國軍隊的組織、技術，諸如師旅建制以及配置輕騎兵之類。由於普魯士軍隊是由長期服役的募兵組成，素來受人輕視，靠皮鞭維持紀律，因此不可能進行認真的軍事改革。軍隊必須由嚴肅、聰慧、可信的愛國者組成，他們視自己為國家衛士，社會上其他人也這麼看待他們。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動聲色地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個祖國，如果要讓他們有效地保衛祖國的話。”難道霍亨佐倫王室所繼承的國土就是祖國嗎？還是應當是一個更寬廣、更高貴的概念——德國呢？
這些可是危險的思想——霍亨佐倫王室與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屬他們的貴族，可正是認為他們是在為反對法國壓迫而戰。用這一種火去反對另一種火，這樣的前景可並不美妙。何況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們己發現他們面對著來自朝廷及軍隊本身的竭力反對。有些人絕望了，放棄了，像克勞塞維茨就去俄國軍隊供職去了。但1813年，拿破崙軍隊在俄國慘敗之後，情況改變了。全德國爆發出愛國主義的熱忱，包括各個階層，許多舊的壁壘打破了。引進了徵兵制度，並建立起全國性的預備役制度，凡是適齡而未徵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參加預備役，可由預備役士兵自行選舉軍官。軍隊以及預備役中投入戰場的共計六十萬人之多。最初調度不靈，但隨後便成為一支勇猛頑強的武裝力量，1813年擊敗拿破崙的萊比錫一役，1814年打進法國迫使拿破崙退位，1815年最終推翻拿破崙，諸次戰役中都充分發揮了它們的作用。拿破崙的侵略戰爭在德國召喚出一個武力國家，但因這個國家尚未通過某個國家作媒介來表現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後出現一個大問題。
拿破崙在滑鐵盧“求饒”，是普魯士軍隊與英國軍隊聯合的傑作。普軍由布呂歇爾元帥指揮，英軍由威靈頓公爵指揮，後者同前者一樣，也是一個新生的軍事人才。英國的島國位置與海軍力量，使她在18世紀可以只保持一支編制小到邊緣的陸軍，為維持住這麼一支陸軍，多疑的國會每年繃著面孔只肯撥給一點點經費。平時，軍隊主要用來保護海外財產，包括麻煩最多的愛爾蘭。有了戰事就再徵募兵士，戰事停止便予解散。用18世紀最傑出的法學家布萊克斯通(B1ackstone)的話來說．皇家正規軍“被看作是國家害病長出來的暫時的贅瘤，而不是依據任何王國永久性法律組成的。” [ 作者注：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y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ook I.ch.13,(4th edn., London, 1777, Vol.I, P412). ] 在保衛領土方面，英國統治階層首先看重皇家海軍，其次是民兵——士紳階級置於自己控制之下的“擁護憲法的力量”。各種跡象說明，1688年皇室誤認為可以利用現有的陸軍來延長自己的權力，結果無疑是慢性死亡。只有發生革命才需要擴充陸軍，1793年不足四萬人，1801年也才擴大到不足十五萬人，還是在有嫉妒心的國會一步一步細心監視下完成的。在此時期，皇家總司令約克公爵試圖把軍隊建成可同歐洲大陸軍隊並駕齊驅的軍隊，遭到輝格黨人與激進黨人的一致反對。—批先覺者企圖建立一所皇家軍事學院來教育軍官，卻被認為是專制主義的苗頭。事實上，軍隊儘管在原則上效忠於皇室，但士紳階級對它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其管道一是用金錢向皇室購到任職令，一是維持一種組織制度，即確保一個人的財富（即使是中等程度）與社會認可的“自我挑選”，成為徵募軍官的決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軍隊仍停留在18世紀水準，忠實地反映了社會階級結構的穩定狀態。軍官大部分來自小貴族與士紳階級，極少來自各種職業的、經商的中產階級。其他級別的軍士則用補貼從社會上勉強夠格的人中募來。這兩種屬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在軍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軍官從中溝通。曾經有幾位出色的軍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約翰•摩爾(John Moore)爵士與拉爾夫•阿伯克龍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企圖打破這種模型，引進法國式的、較靈活、較獨立的制度，但掌權的亞瑟•威爾斯利•威靈頓公爵是個刻板維持18世紀傳統的人物，他把舊傳統一直帶進19世紀下半葉。威靈頓認為無需改變。他對18世紀的戰爭十分精通，實際上也沒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對他來說，無需乎考慮變動。據說當時一位法國將領曾說過，英國的步兵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而好就好在他們的數量是如此之少。精確地說，英國步兵之所以優秀，正因為他們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國把軍隊發展至大陸規模，他們一定會採取比大陸國家更嚴格得多的模式，而實際上這又是他們自己的社會結構所做不到的。
英國人無需建立一支大陸規模的陸軍，是因為從18世紀末以來，始終保持了皇家海軍的優勢，這支專業化的武裝力量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比得上。18世紀，法國曾向英國的這一優勢挑過戰。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中，英國皇家海軍大勝，法國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與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國的對手。法國海軍接受了犯錯誤的教訓，二十年後，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又能夠一連串擊敗英國，迫使英國在北美殖民地上放棄了鎮壓造反的試圖。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7
但是，革命摧毀了法國海軍強大所依賴的專業幹部，革命的熱忱也已證明在航海過程無益於提高效率。法國海軍的指揮系統與供應系統脫了節。至於英國，則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間的恥辱。國會對海軍比對陸軍大方，締結和平後的最初兩年內，即1784-1785年，在國家總支出五千萬英鎊中，用於重建海軍的經費占到兩千萬英鎊。海軍部管理機構這個奧吉斯王牛廄 [ 作者注：相傳奧吉斯王養有三千頭牛，三十年未打掃，後為赫克裏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內沖刷乾淨。 ] 由一位新的審計員查理斯•米德爾頓爵士打掃乾淨。海軍上將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引進了炮火革新，就像格裏博瓦曾在法國所做的那樣，使艦上炮火機動靈活，又快又准，英國海軍戰士得以在近距離內接近敵艦摧毀敵艦，而無需拉開距離，排列陣形。
這種新的非凡體系給了海軍司令官們大得多的主動性、機動性與控制力，使近距離戰鬥未出現混戰局面。18世紀時，海上作戰同陸上作戰一樣，也是把戰艦僵硬、刻板地列成橫隊，直到美國獨立戰爭才開始打破。如今，英國的海軍上將們便可以無限靈活地運用戰術與計謀，且有一個有遠見的海軍部鼓勵他們這樣作。羅德尼，豪，賈維斯，尤其是高出眾人的納爾遜(Nelson)，出色地把新的專業技術同迷惑敵人的戰略戰術結合起來，接連不斷地摧毀了所有傳統敵人——西班牙、荷蘭與法國——的艦隊，建立起稱霸全球的海上統治地位，直至20世紀。
正是這一海上統治地位，尤其是經過1805年特拉法加之役 [ 譯者注：Battle of Trafalgar, 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英國艦隊在霍拉肖•納爾遜指揮下，大敗法國與西班牙聯合艦隊。此役使法國海軍一蹶不振，無力再入侵英國。倫敦市中心有紀念性的特拉法加廣場。 ] ，使英國對擊敗拿破崙作出了更大貢獻，打破了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此時的歐洲各國大都實行糧食自足的經濟政策，英國同法國相互封鎖，同後來在20世紀中發生世界大戰一樣，並不是要餓死對方，而是上述“商人戰爭”的繼續，複歸到重商主義的思想，企圖用壟斷貿易的手段，從財政上擊敗對手。1802年英法在亞眠締結和約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崙在法國商界的充分支持下，決定復活科爾貝爾的重商主義，對英再次進行1786年英法“伊頓和約”簽訂後短暫停止了的貿易戰(當時和約簽訂時，威廉•皮持[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了亞當•斯密關於自由貿易的原則)。法國擺脫了舊時代的關稅壁壘，又因兼併了幾個比利時的省份而獲得了煤和鐵，現已成為英國危險的競爭者。第一次與第二次“聯合戰爭”，相互貿易封鎖是一個主要的起因。法國像在1780-1783年間那樣，通過“武裝中立盟約”把歐洲北部的幾個重商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對付英國。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續下來，1806年特拉法加戰役之後，英國獲得了海上的控制，奧斯特裏茨與耶拿等陸地則由法國控制，拿破崙頒佈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國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國人來貿易（還包括英國控制的商品）。
英國人的反應是也搞封鎖，但目的不是摧毀法國貿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當時一位英國政治家所說的；“法國通過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國的貿易。英國回答說，法國除了同英國不得同別國貿易。” [ 作者注：E. F. Heckscher, The 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120. ] 中立國的船隻只有經英國批准，履行英國的條件，才被允許同法帝國進行貿易，這一限制性規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終於1812年同美國開了戰。由於歐洲市場不但渴求英國的商品如服裝、金屬，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這些現都由英國壟斷，英國封鎖大陸幾乎可以使大陸的困難達到無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於走私，走私規模如此龐大，以致法國政府不僅不得不予以默許而且自己也參加了進去。
其結果，歐洲人民對法國革命的影響帶來的政治上的好處漸漸淡忘，而對這種不適宜的統制經濟所產生的腐敗與壓迫卻感受極深。拿破崙為了這種自我制約的封鎖，不得不更加加強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都被迫採用他的“大陸制度”，這樣，反倒造成地中海區域對英國的普遍支援。1809年，荷蘭與德國北部參加進來，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崙絞著兩手抱怨說，如果不是英國，他就可以遣散軍隊，過和平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說全歐洲大陸，包括法國，到處都醞釀著不滿情緒，那麼，這主要歸功於英國皇家海軍耐心的、表面不張揚的封鎖的結果，早期的一系列勝利使皇家海軍已完全可以做到這點。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五年前自蒂爾西特協議(Tilsit)奉行“大陸制度”，到了這一年也認為他同英國的木材、穀物交易受到干預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戰性地恢復了同英國的貿易關係。拿破崙認為已無選擇餘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國服從。
但是，還必須看到另外的一面。英國的經濟也不能毫無損傷。戰爭己不再是一百年前那樣是貿易與獲利的同義詞。英國商人把法國殖民地貿易奪到手固然不壞，但目前更重要的問題是布匹與金屬製品的廠家無法輕易地把貨物私運進一個市場限制很嚴的歐洲大陸。1808年，拿破崙入侵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王國與葡萄牙王國便對英國開放了貿易市場，才使貨品積壓的危機稍得緩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額從1805年的八百萬英鎊增加到1809年的近兩千萬英鎊！這一貿易模式一直沿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但這是一樁禍福參半的買賣。這種狂熱的投機活動導致1810年的市場崩潰。與此同時，由於對英國封鎖大陸進行報復，開始扼制英國商品，英國對歐洲的出口額也從1810年的七百七十萬英鎊降為1811年的一百五十萬英鎊。英國的倉庫內積壓著大量賣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閒置起來，開始發生暴動與搗毀機器事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糧食歉收使英國的麵包價格飛漲。英國軍隊被召來擔負此後四十年一直擔負的比任何國外戰爭走得更遠的任務：壓制英國人民的不滿。
所以說，在革命的拿破崙時代的輝煌軍事事件的背後，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經濟制度的鬥爭，對發動戰爭起著決定性作用，越往後，其作用越顯著。戰爭成為全面的了，不單是軍隊的衝突，而且是全體民眾的衝突。這種傾向由於技術的發展而更加強化，在維也納會議閉幕後數年內，歐洲大陸開始了這種變化。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8
第六章 國家間的戰爭
1814年後，鑒於二十年來的革命與入侵幾乎要把歐洲各國的統治階級趕下臺來，因此他們頗不輕鬆地重新坐穩馬鞍，確認拿破崙的經驗不值得重現，歐洲還是應該恢復並維持18世紀時的政治平衡、社會穩定的局面。重建這樣的平衡，被認為比開發由法國革命引起的處於歐洲社會表面下的政治與軍事潛力更重要得多。拿破崙的強大軍事力量系依賴整個社會的革命化轉變，而主張復舊的其他各國君主是不願付出這種代價的。拿破崙戰爭于試圖推翻歐洲現有的國家制度也許具有威力，但不管對此如何評價，歐洲的政治家們並不想保留這種威力。
因此，在半個世紀內，歐洲各國的軍隊已恢復到18世紀的模式：軍官由貴族擔任，士兵均長期服役，軍隊與社會其他群體相隔離。為抵抗拿破崙挑戰曾對本國軍事結構稍作調整的國家——英國、俄國、哈布斯堡帝國(Habsburg Empire)，都毫無障礙地回到了傳統方式。普魯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與其同事引進並由“1814年軍隊法”建立起來的徵兵制(三年服現役，兩年預備役，從有錢人中選舉預備役軍官)尚未全部廢除，但改革者已湮沒不顯或已退休，預備役制逐漸衰變為鄉村俱樂部，徵兵制也儘量少用或盡可能偶一為之；貴族階級已在軍官團內重新確立了統治地位。但法國完全回到“舊時代”已不可能。拿破崙從前的軍事助手古維翁•聖西爾(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蘇爾特(Soult)於1832年，已把法國軍隊的體制建在拿破崙軍隊的框架上。法國的軍事法規保留了徵兵制的原則，但實際上只運用於買不起免稅權的貧困階級。這一徵兵制度又維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於革命時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長期服役的專業化軍隊。軍官不再一律由貴族擔任而改用有專業的人才，下級軍官大都從列兵中提拔，他們同民間保持一定聯繫，他們從本世紀上半葉法國政治動盪中認識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問題，無條件地服從上級。法國軍隊同英國、普魯士、奧地利與俄國的軍隊一樣，也是保衛國內社會與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這些國家的軍隊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都忙於鎮壓國內的暴動與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準備打仗。
然而，拿破崙的經驗也不容忽視。存在軍隊的正式理由是保衛國家，因此自然就要發動戰爭，必要時還要大打。拿破崙戰爭時期及以後，歐洲所有強國都建立了或重組了軍事學校，以教育指揮官，訓練參謀人員，如英國的皇家軍事學院(1802年)，法國在聖西爾的軍事學院(1808年)，普魯士設在柏林的軍事學院(1810年)，俄國的帝國軍事學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戰役的教訓。法國革命前已存在的軍事題材文學，發展成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擋之勢。戰事進行期間及戰事結束後，每一個國家、每一種等級的軍人，都急於把他們的體驗記錄下來，並發表種種武斷的評論。最受尊重的戰略，是那些強調老式戰爭同新式戰爭有連續性的戰略觀點，他們把拿破崙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並論，認為這兩位偉大的戰略家賴以獲勝的基本原則可望在未來戰爭中也有效。在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魯士將領馮•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數戰爭的理論》(1840年)，英國愛德華•布魯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戰爭行動》(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東尼•德•約米尼(A. de Jomini)的《戰爭藝術的價值》(1838年)，都把拿破崙指揮戰爭的藝術看成同18世紀的戰爭藝術一樣，認為只是個簡單的謀略問題，即在保衛本身安全的同時如何威脅敵人的兩翼，如何保證交通聯絡暢通，保證在決戰時刻有優勢兵力等等。當時最偉大的軍事著作——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論戰爭》(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戰略原則的書，他關注最多的是分析與解釋革命戰爭與老式戰爭的區別，而不是強調它們的相似之處。他認為戰爭的道義與政治因素，同軍事素質同樣重要，法國革命使這些因素起了變化，顯而易見地改變了戰爭的本質，與老式戰爭迥然不同。由國家全力以赴並追求徹底勝利的戰爭，所採取的形式總是不同於那些軍力有限、目標有限的戰爭。歐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經歷過前一類戰爭——“絕對的戰爭”，那麼，或許還以為這類戰爭只不過是一個柏拉圖式的概念、一種抽象的計算標準。克勞塞維茨總結道：斷言這類衝突決不會再現未免過於草率。“如果事實上只是忽視什麼事情可能發生，從而築起一道柵欄，那麼，這道柵欄倒坍之後再要重築可就難了；相互敵對，至少是重大利益相衝突，將以和我們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現它自己。” [ 作者注：I. 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 ]
確切不過的是，愛國熱忱的爆發，對自己的危險性同對敵人的危險性同樣大。王政復辟時期的政治家們不希望在活著的時候再見到這樣的熱忱，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來竭力防止。但是，他們在歐洲維持和平與秩序的成功同時使工業與技術的發展成為可能，卻又最終使得戰爭如果再起的話，其規模將使拿破崙戰爭相形見絀。
拿破崙戰爭結束的1815年至克裏米亞(Crimea)戰爭間的四十年中，陸地與海上運輸都使用了蒸氣引擎。對海上戰爭的影響將在下章內討論。陸上，火車的發明及其在戰爭中的運用，取代了有時需長達數周的長途徒步行軍(即使指揮英明也會在途中損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國1830年有一團軍隊由曼徹斯特開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兩個小時而不再是從前的兩三天。與此同時，萊茵蘭的德國人開始領悟到，法國復興後，他們可以迅速集中大量軍隊，重演拿破崙式的入侵，這是無法預測的。最初，英國與法國對鐵路感興趣是因為可以迅速調動軍隊去鎮壓大城市中的暴動；而對普魯士來說，鐵路將給他們帶來省錢的軍事力量，他們四散在歐洲的領土如今可以用鐵路網與新的運輸制度有效地連結起來了。
頭一個顯示出鐵路作用的戰爭是法國同奧地利帝國1859年在義大利北部的戰爭。當時法國約有十二萬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達戰場，而從前越過這一距離需要兩個月。但是這次戰役也暴露出鐵路運輸的問題。士兵與馬匹可以迅速運轉了，但後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國軍隊發現他們沒有彈藥，沒有藥品、飼料、架橋材料或攻城設備，他們之所以能打得不錯只因為奧地利軍隊的狀況也不比他們強。普魯士總參謀部饒有興趣地研究這兩個最大假想敵的戰略，抓住這一教訓，設立一個專管鐵路運輸的部門，但在1866年自己同奧地利的戰爭中仍犯了錯誤，經過改進，在1870年的法國—普魯士戰爭中卻獲得不曾預料到的效果。在這期間，美國南北戰爭提供了更加輝煌的例子說明鐵路運輸對戰略家提出的新問題與各種可能性。
的確，快速運轉是鐵路向軍事提供的一個有利條件。同樣重要的是，它給了戰地軍隊長駐的力量。不再需要為一場戰役預先在戰場附近設立供應軍需的倉庫；如今，全國的經濟實力可以轉為軍用，持續不斷地提供軍需。其次，軍隊到達戰場時，精力充沛，體態良好；軍隊中大部分人能否既從平民生活中保持體力，又經艱苦的行軍跋涉後還能勇猛地投入戰鬥，不是一項不重要的考慮。第三，軍隊可以保持良好條件：傷病員可方便轉送到基地醫院，並補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戰役延長，軍隊可以調換。瞭解戰況不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從前民眾只能從簡短的政府聲明或士兵的事後敍述中瞭解情況；而電報的發明，使戰區與基地間的聯繫密切多了，這種快速聯絡不僅使首都的政治領導人同戰地指揮官們便於聯繫，而且在報紙的地位確立並更加雄心勃勃後，編輯與戰地記者的聯繫也大為方便了。英國民眾可以隨時瞭解克裏米亞戰事(1854-1855年)的細節，其結果，使他們對這場戰爭比對前次威靈頓在伊比利亞半島的戰事更加關心；儘管克裏米亞離英國很遠，他們所知道的軍事行動情況只比上一場戰爭略少一點。
19世紀上半葉發生的通訊革命，把歐洲人民(已變得更有文化，城市化，並有政治覺悟)帶入同軍隊活動更加接近、更多參與的新局面，儘管政府仍企圖把軍隊隔離開，不使他們同民眾接近，因為政府認為這種接近更像會瓦解軍隊而不是鼓勵軍隊。但是，軍隊同他們所出身的社會的關係進一步密切之後，同時也就產生一個純粹軍事的需要，即為支援軍隊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會的資源。
18世紀時，普遍認為軍隊投入戰場的規模是受到嚴格限制的——由於供應跟不上。18世紀的戰爭很少超過八萬人的。正如我們已見到的，這樣的限制在法國革命時期被超越過去，因此補充給養便必須依靠有組織的或無組織的搶掠，拿破崙率領六十萬大軍1812年進入俄羅斯遭遇的災難說明即使如此冷酷無情的輕舉妄動，也有它的極限。隨著鐵路的發明，這類限制消失了。一旦調動軍隊的複雜性由鐵路解決之後(如19世紀60年代普魯士總參謀部的例子)，管理軍隊的限制，剩下來只有：徵召適齡的兵員人數，徵兵物件的政治與經濟條件，以及管理火車、裝備與動員的能力。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與法國開戰，投入的兵力是拿破崙入侵俄羅斯時的兩倍：一百二十萬人。1914年，德國軍隊倍增至三百四十萬人；其鄰國的軍隊也大大增加了。19世紀末，歐洲大陸列強保衛自身的安全看來主要(不說是全部的話)依賴能投入戰場的武裝力量的規模。
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1866年與1870年的德國統一戰爭的經驗。當時，普魯士只用了數周時間就摧毀了奧地利帝國的軍隊，第二次是摧毀了法國的軍隊。而後一次還以拿破崙方式佔領了敵國首都，並對一個徹底孤立的仇敵任意開列了苛刻的媾和條件。正如克勞塞維茨預言的那樣，“絕對的戰爭”再次出現，而這次是由克勞塞維茨的門徒、普魯士總參謀長老赫爾姆斯•馮•莫爾特克(H.von Moltke) 帶回到歐洲來的。
普魯士軍隊效能的基礎是強制徵兵制，雖然自1814年實行以來已漸式微，但從未完全放棄過。自從開始是攝政王后來成為國王的威廉一世於1858年加冕以來，這項制度便復活了。這位君王把復興普魯士軍事力量作為他畢生的主要目標，為此不惜同國會迎頭相撞。他的軍事部長阿爾佈雷希特•馮•羅恩(A. von Roon)重新規定：士兵服現役三年、後備役四年；此後，經過訓練的士兵進入邊防軍，喪失獨立的社會地位，受正規軍的管轄。這一系統由分佈在各地的軍團掌握，軍團指揮官負責徵集現役軍人與後備役軍人，以及邊防軍，並負責訓練、裝備；最重要的是，還要對軍隊的速度、效能與作戰動員負責。在動員正規軍的同時，經過充分訓練的後備役官兵也在被動員之列，經過細心設計的鐵路系統派往總參謀部計畫好的戰區前線。
總參謀部也許是19世紀最偉大的軍事創造。沙恩霍斯特創立的普魯士總參謀部由莫爾特克(1857年任總參謀長)加以徹底改組。長期以來，為解決供應問題以及巨大兵力的配置問題，確有必要使總參謀部的責任膨脹，並把經過訓練的參謀人員(即使還沒有完全成為專家)分佈到各支軍隊中去。發展鐵路帶來的軍隊規模的擴大，無論平時準備或戰時的指揮與控制，都大大增加了難度。在法國、奧地利與英國的軍隊裏，參謀官員人數還略多於軍事官員，但因聲望不高，通常受到團部同事們的排擠與輕視。莫爾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參謀人員變為精英層，從最出色的團級軍官中挑選，由他親自訓練，並讓他們輪換擔任參謀職務與指揮職務，以加重他們的責任心。在普魯士軍隊以及日爾曼帝國(1871年誕生）的軍隊裏，參謀官員不僅僅是“辦公室主任”，而且是專業顧問，軍事指揮官常常要聽從他們的指導。1870年對普魯士來說，既是政府工作方法獲得勝利又是武裝力量獲得勝利的一年：政府設立了一個全新的社會效益標準。拿破崙時代的浪漫英雄主義在第二帝國的軍隊中復活了，在一些小殖民地打了幾仗獲得小勝。但大多數法國將領指出：英雄主義已經覆沒，勝利應歸功於現在的體制已使戰爭成為一種科學的計算、統籌規劃與專業上的專門知識。1871年後，普魯士的體制——徵兵制，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網，動員藝術，最重要的是總參謀部——已為歐洲大陸各國所仿效。三十年後．在南非與古巴的災難性教訓之後，英國與美國也因各自的需要採用了普魯士模式。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8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時出現的是技術上的革命。我們已見到，15世紀與19世紀之間，在歐洲社會穩定的經濟結構中多麼緩慢地改進著武器系統；漸進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運轉較靈活些、命中率稍高些；以及如何把火繩槍變成燧火槍，長槍變成刺刀，而火槍的射程提高不多；運輸方面也沒有超越靠人力或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到1914年間，正如交通通訊革命導致戰略的轉變一樣，武器技術的革命改變了戰術。
1870年，火器有一次變化。首先是有了來福槍——槍管裏有了螺旋形的來福線，既增長了射程又提高了準確性大約五倍之多。從16世紀以來，來福線原理曾用於運動槍支；18世紀以來，曾用於輕步兵火槍。但從槍口上槍彈，發射率很低；它們通常被看作是精確的武器但顯太纖細，而對步兵排來說，炮火的密集比射程與準確性更重要。19世紀40年代，發明出有來福線的滑膛槍，子彈可以落進槍管裏，發射時自動入槽，發射頻率與舊式滑膛槍相近，但射程與準確性均有超出。同時，火燧槍的發射機制也由更可靠得多的擊火帽所代替。有了這些武器，19世紀50年代，法國、英國、俄國與奧地利的軍隊先是在克裏米亞大打，後來又在義大利大打。
普魯士沒有參加這些戰鬥；直到1866年，同奧地利打了一仗，近二十年才給步兵裝備的德雷西“針槍”的效果始得以測定。這是頭一次有來福線的後膛槍——使用笨重，射程還不如前裝槍，由於槍尾散出大量煙，使發射人很不好受。但是，前裝槍發射一顆子彈的時間，後膛槍可發三顆，而且，很有利的是可以臥在地上發射。這在戰爭歷史上是頭一次：步兵可以在數百碼射程內無需使自己當作靶子就可以殺死敵人——普魯士軍隊1866年充分利用了這一優越性，嗣後歐洲其他各國也迅速改善了本國的後膛槍。
大炮也有了同樣的發展。到l860年，所有的歐洲軍隊都配置了各種類型的由前面裝炮彈、炮管有來福線的大炮，射程在一千至三千碼之間。這方面，普魯士比奧地利、法國都落後了。1866年，各種大炮的不同表現引起一場迅速興起的戰術革命，普魯士採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虜伯(F.Krupp)發明的新式後膛鋼炮。這種大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個戰場。普魯士的將領們用優秀的法國來福槍在德國軍隊身上試過幾次以後，便把本國的軍隊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後用本國的槍炮痛擊法國軍隊，直至法軍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進攻的軍隊想靠近敵軍已很不容易。普魯士的步兵襲擊法軍陣地，法國的輕騎兵進攻普魯士的陣地，都是傷亡慘重。最後普魯士之所以取勝，部分原因歸功於他們的大炮，部分原因是由於兵力上的優勢允許他們採用側翼包抄的戰術。1870年後，靠近敵人的難度更大了。19世紀80年代發明了強力爆炸物——立德炸藥 [ 作者注：苦味酸組成的烈性炸藥。 ] 、無煙線狀火藥、麥寧炸藥 [ 作者注：也是苦味酸組成的另一種烈性炸藥。 ] ，這些炸藥與黑色火藥(有煙火藥)不同，是瞬間充分燃燒的，因此沒有煙散出來妨礙發射者，只在槍管裏有一點沉積，放慢了發射頻率。但射程之遠是當時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來福槍的有效射程如今可達一千碼。槍管口徑可以縮小了，使槍的重量減輕，命中率提高，並有了可能使步兵攜帶更多的彈藥。子彈盒與金屬彈的採用，使裝彈更容易更快捷。所有這些武器的改進，同本世紀末裝有子彈帶、用水冷卻槍管、一分鐘能射出數百發子彈的機關槍的發明相比，都相形見絀了。用這樣的武器進行攻擊，陣地如何守得住？
19世紀末的—些戰術家們全都同意，攻擊成功只能靠發明一種更密集的炮火。當時出現的大炮的某些新發明使這一希望成為可能。射程的增長意味著戰場上的大炮無需像1870年時那樣只能在無障礙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條件下打個幾千碼；現在，已能間隔五英里，從隱蔽處所發射，無後座力，開炮後無需再次校正方向，發射頻率與準確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達二十英里以上——某些例外的“怪物”能射五十或六十英里——並能轟坍所有現存的堡壘。1870年所預示的，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證實——大炮將成為中心，可能成為戰場上起決定作用的武器。到1918年，靠大炮來奪取灘頭陣地，由步兵去守住灘頭陣地，便成了慣例；而灘頭陣地的重要性主要在於為炮兵觀測提供了便利。
最後，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輕騎兵怎樣了呢？它在襲擊、偵察方面的重要性毫無疑問還保持著，——在新近擴大了的戰場上，重要性比前更甚。在運輸彈藥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作為“馬上的步兵”的價值，從前作為“龍”的價值，仍在南非洲的空曠地區明顯地顯示出來，這還未提到美國南北戰爭的戰場。但是，輕騎兵不願接受任何暗示，說他們未來的作用只限於輔助性的，而不再是在戰場上起到威風凜凜的決定性的衝擊作用，以此視作他們“存在的理由”。他們希望，鑒於大炮火力的提高，可使步兵的火力不致過分突出。如果改良了馬匹的品種，已大大擴大的軍種間的差距也許可以部分彌補。為此，1914年可以見到歐洲所有的國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進騎兵，配備馬刀、長劍，加強馬匹的訓練，發揮騎兵在突圍、突破方面的作用。東部歐洲未築連續防線的廣袤地區，騎兵仍發揮著有效作用，一直延續到20世紀。在西部歐洲，只需數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國某些指揮官外——重騎兵已經是代價昂貴的老古董。即使是偵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車與裝甲車所代替了。
軍事思想家們並未低估新武器帶來的問題。1870年的經驗教訓在1877-1878年的俄羅斯——土耳其戰爭，1899-1901年的英國——波爾戰爭(南非)，1904-1905年的日本——俄羅斯戰爭所強化了。越來越清楚地說明，步兵完全可以鑽進防禦良好的陣地，用現代化的武器殺傷來犯之敵。一位獨立觀察家：波蘭銀行家伊凡•布洛克(I．Bloch)在仔細分析了各種武器的性能後，在他的著作《未來的戰爭》(1898年)中說：鑒於從統計上來看今後的進攻戰已不可能成功，戰爭不再成為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軍事領導人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他們並不否認，任何軍隊發動一場敵人陣地早有防備的進攻，必須準備有沉重的傷亡；像1870年德國軍隊所實施的側翼包圍的戰術，必須要有大量軍隊才行。無論何種情況，只有人力資源豐富的軍隊才能佔據決定性的優勢。無怪乎1871年至1914年間，各國的總參謀部競相要求擴充軍隊。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軍事計畫制定者。德國總參謀部須策劃好在兩個戰場上打仗的戰爭：既打法國，又打俄國。一年一年過去，在俄羅斯帝國1890年後建立了鐵路系統，俄國軍隊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員後，情勢越來越嚴重了。俾斯麥(Bismarck)的政策是同俄國與奧匈帝國通好，以孤立法國；他的繼承人則放棄了這一政策，法國遂於1891年同俄國重新修好；德國總參謀部認為戰爭只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了。德國人要考慮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個前線？要爭取一場色當模式的全面勝利，看來唯一的可能是突破狹隘的西歐地區；但是，法國前線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處絕無可能。德國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裏芬(A. von 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個著名方案：大迂回穿過比利時側翼包圍，抄法國的後路，打一場“輕輕鬆松一上午的戰鬥”就可摧毀法軍，這樣就可以使德軍轉向東去對付規模龐大但行動緩慢的俄軍。施裏芬於1905年退休，將這一想法留給了繼承者，繼承人越研究越覺得這一方案難以執行。後勤問題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困難是難以找到合適的人力，必須要在1912年通過一項新的軍事立法來增加德國軍隊的規模。
法國很自然要作出反應，也延長了服役時間。但法國總參謀部不像德國總參謀部那樣關心現代戰爭中的防禦力量。首先，他們武斷地認為1870年的失敗主要是由於法國將領固守陣地處於被動，而沒有實施拿破崙式的爭取主動，在敵軍面前大膽行動。其次，正如我們已知道的，早在18世紀，法國軍隊的傳統一直是急於進攻，不願固守陣地以耗竭敵人。法國將領們(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Foch])記住了拿破崙的格言，說戰鬥時必須以三倍的兵力去進攻對方，他們相信，即使對方防禦力量強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領導，組織好優勢兵力，進攻必定可以取勝。為此他們在1914年計畫以爭取主動進攻(當然估計到流血犧牲)的辦法來挫敗德國，意志堅強的指揮官是不會退縮的。
1914年以前很長一個時期內，歐洲各國都已知道，軍事效率並不決定於一些小股專業兵力的效率，而在於人力同合乎戰略的鐵路網的恰當組合。在這兩方面都佔優勢的任何國家，即使其他方面都同別國一樣，准能在一夜之間改變歐洲的政治地圖。因此，人力的有效運用與人們的福利，便成為國家所關心的大事，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軍事力量的指標。法國見到1870年後本國出生率下降而宿敵德國的出生率卻在直線上升，深感不安。兵員的健康狀況也很重要：聯合王國在對俄戰爭前，在徵召入伍的兵員中發現體格不合格者佔有驚人比例，從而不得不改善其社會政策。還有基本的教育水準。現代化的軍隊現己成為複雜的組織，要求即使是等級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會計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許會說，軍士們有文化比軍官們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說法則是：普魯士的教師們贏得了普法戰爭。這一說法同公眾對威靈頓的說法大同小異，說滑鐵盧一役的取勝，是在伊頓公學 [ 作者注：倫敦著名的貴族子弟學校 ] 的操場上就決定了的。
tadpolesparse 2008-3-5 00:49
不是說，貴族階級的傳統品質——勇敢、主動、獨立、有領導能力——在戰場上不那麼需要了；高級軍官籠統說說意圖，交給低級軍官去辦就可以了。戰爭需要大量優秀軍官。單憑貴族頭銜是得不到優秀品質的，儘管本世紀下半葉土地價格暴跌，使有地階級以新的興趣把軍事職業看作是拯救經濟的源泉。即使貴族階級還可以繼續貢獻出他們傳統的有超凡魅力的領導才能，對職業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質：懂得技術，其中有些人還須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規軍軍官中開始出現一種新的專業精神：繼續作為英勇的領導人，還要求成為經理人、工程師。
軍官類型的轉變，在法國實現起來並無多大困難，因為革命後，軍官團中的大多數已是中產階級。哈布斯堡帝國的貴族階級總是隨機應變的、折衷主義的。俄國的貴族想在軍隊裏找差使是決無問題的；但俄國軍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過幹部訓練學校訓練的中產階級與中間偏下階級的子弟所領導的。德國就遠不是那麼好改了。德國軍官團同王室有特別親密的互惠關係：軍官向最高統帥宣誓效忠，同時期望王家承認他們的特權作為回報。到了本世紀中葉的多事之秋，普魯士軍官團認識到自己不僅在為皇家抵禦外敵，而且還在為皇家鎮壓國內的分裂勢力。儘管他們承認總參謀部逼迫他們擴軍是軍事上的必需，然而，軍隊領導人懷著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這種趨勢：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產階級暴發戶大有來取代他們之勢，各級軍士們則都將是那些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年輕人。
他們無需擔心。19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的中產階級極端分子帶著文化方面的與政治方面的“起義時代發酵粉”，在1848年當然是革命的，進入50年代後也仍然處於愛找麻煩的位置。俾斯麥則力促普魯士王室宣揚愛國(愛德國)主義，用這個辦法來拔掉那些極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萬歲”來，喊得比任何人更響亮。此後，德國資產階級便支持武裝力量，同他們關係融洽，因自己能從預備役軍官委員會脫身而高興。但是，資產階級同軍隊一樣，對工業無產階級中逐漸增長的社會主義意識感到害怕，尤其是軍事當局更感憂慮。魯爾、萊茵蘭等地的新興工業大城市中的工人素無對封建領主效忠的傳統，這種狀況同勃蘭登堡與普魯士的情況大不一樣，那裏大部分土地仍歸地主貴族所有。而恰恰是工業城市的人口增長最快，徵召入伍的兵士也最多，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說打法國人，就說讓他們去壓制德國上層階級日益畏懼的革命，以“保衛社會秩序”，他們能對自己的兄弟下手嗎？
普魯士軍官團所懼怕的，正是卡爾•馬克思與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從軍事來說，他們兩人都是熱誠的學生與精明的評論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為19世紀最出色的軍事評論家，他們兩人都顯示出對軍事技術有詳盡的研究，並對軍事發展與社會變革的重要關係有深刻的瞭解。他們對“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不感興趣，這一概念是英國與法國的自由主義分子從啟蒙運動 [ 作者注：Enlightenment, “啟蒙運動”一詞，系指18世紀歐洲思潮的主流。17世紀在自然科學與哲學人文科學方面都有重大發展，在此基礎上，進入18世紀後，更多的人們相信了自然規律與宇宙法則，思維更為理智。 ] 繼承下來，但在英國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國教的教派的主張，經過理查•科布登與約翰•布賴特等有識之士發揚闡述，獲得較大的政治影響。馬克思與恩格斯也不贊同19世紀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觀點，那些人相信由社會精英發動的起義便可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軍事力量始終是變革人類活動的工具，今後也將如此，但是這種變革必須符合某些客觀規律。革命需要等待時機。職業士兵(迄今為止仍是舊社會統治者手中用來鎮壓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經過訓練、掌握了軍事技術的人民群眾所替代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誕生之時。
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希望、普魯士軍官團所害伯的事情沒有出現——至少直到1917年俄國革命，當時俄羅斯的社會確實處於再也無法容忍的緊張狀態。德國軍隊並未被攪亂，相反，所有的軍隊，德國的或其他各國的，都被證明是軍國主義化的有效工具。
“軍國主義”一詞就像“法西斯主義”一樣，已被如此普遍地濫用，學者在使用此詞時必須小心。我們在此使用此詞只是指軍事結構的重要性已占著全社會最重要的位置，這種社會強調等級制度、強調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強調個人行為中體力上的勇氣與自我犧牲，強調在極端艱苦環境下的英雄式領導；所有這些歸結為一種觀念，認為國家體制內不可避免地出現武力衝突，為此必須培育出具備必要品質的人來引導這一衝突。到19世紀末，歐洲社會的軍國主義化已達到很顯著的地步。戰爭已不再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職業軍人的事情，而是全體人民的事情了。武裝力量不再被看作是皇室的禁衛軍，而是國家的保衛者了。王朝統治者靠盡可能多穿制服出現在眾人面前來強調自己領導國家的作用；用軍隊遊行、軍隊樂隊、軍事典禮來強調國家形象，使各階層的民眾也能普遍認同。
軍國主義化的國家主義不單純屬於資產階級所有。馬克思寫到“工人無祖國”時，他也許真實地反映了早期工業革命時的情況，這些工人生根于社會秩序穩定的農村，在城市中度過了艱苦的童年，至今仍同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剝削他們的社會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後，隨著國家教育的實施，力量強大的工會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價的、聳人聽聞的報刊的出現，局面變了。到了20世紀初，工人階級對於國家主義的反響已經等同於對社會主義的反響，能把這兩種思潮攪到一起的人便成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領導人。工人階級衝破各國邊境聯合起來的呼籲，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聲中隨風散開了。
tadpolesparse 2008-3-5 00:50
某些歷史學家認為，20世紀早期出現的那種過激的軍國主義的愛國主義，乃反動統治階級成功地向群眾灌輸的結果，其目的在於使群眾放棄支援革命，吸引群眾支持現存的社會制度。實際上，統治階級中那些最反動的人，是最不相信國家主義的。黑格爾與馬志尼 [ 作者注：朱塞佩•馬志尼(J. Mazzini, 1805-1872)，義大利愛國者、革命者。 ] 的觀點具有重要意義並有其吸引力，他們認為，民主同國家主義是互相促進的。參預國家事務的意識越強，國家越能真正體現它所建立的這些具有重大價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衛國家、服務於國家的積極性也就越高。國家成為民眾效忠的焦點之後，宗教勢力才能被遏制。國家為那些已經超過愛幻想的年齡、尚未事業有成的人們準備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動的時刻與莊嚴的地位。但是，國家只有同別的國家相比，才能量出它的價值與力量。無論國家的目的有多麼和平，國家的理念有多麼高大，它想避免(世紀之交，越來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試圖避免)一個結論是越來越困難了，這個結論就是：國家的最高使命是戰爭。
這樣來解釋1914年最令人奪目的現象，似乎就可以講得通了。這一年，激動的人群擁塞在歐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國的志願入伍者堆在徵兵處想在緊張局面結束前進入法國；法國的聖西爾軍校畢業生穿著過時的制服，戴著白手套，軍帽上插著大毛球，步伐整齊地進入戰鬥；德國的預備役軍人，夏天還是大學生，現在手挽手，唱著歌，去迎接英國人在朗吉瑪克的機槍手們送給他們的死亡，這種幾乎像是狂喜的氣氛，顯然是受到當時文學作品的感染。1914年，就像1789年，雖然看來可說是一種體制的大崩潰，也許是一種文明的大崩潰，但從其他方面來說，則是一個蛻變與更新的時刻。在1789年這個無限空間裏，鬱結的能量釋放出來了。受到軍事專業訓練的廣大民眾懷著充分無比的良好願望向前挺進。他們踩爛了靴跟去爭取實現施裏芬的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他們毫無怨言地把生命貢獻出來，去履行喬弗裏的進攻戰略。他們還在繼續不斷地前進。支撐歐洲各支大軍的熱誠在1914年爆發，但在兩年後開始低落下來。但是也有例外，至少英國與德國兩國，這種熱誠只是被納入了頑強不屈與耐心硬撐的格局。
這種熱誠是廣泛傳播的，不僅軍隊，而且包括軍人之所由產生的各個社會階層；報紙刊物既反映了又助長了這種熱誠。如果把這簡單地歸咎於統治階級的宣傳、操縱，那是機械的曲解。英國與法國的傳統政治家阿斯奎思 [ 作者注：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伯爵(Asquish,1852-1928)，英國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聰敏聞名于倫敦，曾寫過自傳體的小說。 ] 們與衛維恩 [ 作者注：雷內•衛維恩(Vivian，1863-1925)，法國政治家，1914年6月當選為內閣總理。 ] 們在戰爭初期掌握大權的，被級別較低的人物如勞合喬治 [ 作者注：大衛•勞合－喬治伯爵(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國首相。 ] 們與克萊蒙梭 [ 作者注：喬治•克萊蒙梭(G. Clemenceau, 1841-1929)，兩度任法國總理，人稱“老虎總理”。 ] 們不客氣地擠到了一邊，後者較能對我們所謂的“極右翼”作出反應。甚至在德國，平民首相貝特曼-霍爾維希(Bethmann-Hollweg)於1917年在統帥部策劃下被迫下臺，繼承他的亨登堡(Hindenberg)與魯登道夫(Ludendorff)的軍事獨裁受到一個強力組織“祖國前線”的支援，這個組織代表了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也許最大的支持來自中下層階級。
所有這些使得只有很少一些有遠見的先知者預見到將來必定會出現全社會總動員以投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某些思想家曾以為20世紀的戰爭將是速戰速決的，因為他們不相信大規模戰爭還能是不速戰速決的。所有適齡男子都穿上了軍服，還有誰來耕地？誰來工廠做工？算算戰爭的巨大費用，整個財政機器還能不垮臺？——戰爭國際化，國際貿易中斷，財政還能不垮？所以，戰爭一定會在耶誕節前結束，誰也不去想，要是結束不了怎麼辦？
到耶誕節硬是沒有停戰。西線並未轉入僵持局面，東線也沒有決定性的戰果。18世紀的政治家們只向各自的君侯負責，如果現在還是他們當政，在打了一場像1914年那樣既無明顯勝負又耗資巨大的戰事之後，到1915年也許會跑到一起來擬訂一個大家都滿意的和平協定。可是，1914年啟端的戰爭，具有公眾熱誠、公眾期望、公眾義憤的威力，是無法像1792年那樣輕易駕馭的。歐洲各國人民全部武裝起來，並已承受了可怕的犧牲，是不會只作出一點小調整以保持權力平衡就甘休的。俄國人，通過他們新建立的代表性機構，不僅要求保證東南歐的斯拉夫人置於俄羅斯的保護下(這樣就會使哈布斯堡帝國四分五裂)，而且要求獲得俄國外交政策歷史悠久的老目標——君士坦丁堡。德國人，除了少數無畏的社會主義者外，要求獲得領土足夠抵禦敵人方面的任何一種聯盟，永保本國的安全。英國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話來說，在徹底摧毀“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威脅以前，誓不把劍插回鞘內，直到德國人最終徹底失敗，以致其政治制度可由協約國來任意擺佈。
所以，戰爭必須打下去。1915年好戰分子再次企圖在戰場上作出分曉——德國人在東線實行深入穿插並側翼包圍的戰術；法國人在西線連續不斷地正面進攻；英國人試圖用兩栖包圍的戰術進攻達達尼爾海峽，以顯示它的海上威力。到了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來用來訓練士兵的拿破崙戰術——德國人稱之為“壓倒戰術”，即以優勢兵力壓倒對方的戰術，現在已經不靈了。17世紀與18世紀的戰爭，其戰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毀敵人的軍隊，而是耗竭敵方的經濟資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戰、疲勞戰。18世紀要達到這樣的戰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戰鬥；到了20世紀則改用誘敵法：發動一些進攻，但並不期望獲得重大戰術成功，只為了迫使敵人更快地用盡其資源。1916年德國人進攻凡爾登，正是這個意思；英國人1916、1917年在西線也是這麼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樣的話，區別只在於更延長了時間。一位英國將軍直率地說，錢袋最長的一方必將取勝。
為此，軍隊不再是國家戰時的代理人或戰士。他們只是工具，被好戰分子用來榨幹對方的資源，流幹對方的血。與此同時，另一件傳統武器——海軍封鎖，也變得目的不明了。很快，兩個海軍大國英國與德國，拋棄了三百年來有關海戰的種種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倫敦協定”還重申過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鎖須嚴格限於可用來從事戰爭的物資。如今，兩國認定，所有的物資都同戰爭有關。英國與德國就這樣處於相互圍困的狀態。當和平到來時，戰場上的勝利還不如經濟上的與心理上的創傷來得多。
這種戰爭帶來的沉重負擔，老百姓只好承受，無處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債務，高得驚人。婦女代替男子在地裏耕田，在工廠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從於日益嚴格的必需品配給制度，勒緊褲腰帶，商店裏的貨品已消失殆盡。交戰雙方的社會都經歷著同樣的變化。政府對新的社會領域與經濟領域加強控制。要求廣泛參預政治的壓力增強了，並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會作它的夥伴，並承認了工會的權利與它在社會上的地位。徵收戰爭稅不再像從前那樣按公民財富多少規定不等的稅率，現在拉平了。如果說，社會的軍國主義化是老式的上層人士的新巧發明物，那麼，他們可做了一樁最虧本的買賣。因為，在愛國心激勵下的歐洲各國人民，犧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勝利，這種勝利適足以摧毀上層人士自己。1914-1918年，歐洲的王朝國家，其王室與掌權的貴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數周之內紛紛土崩瓦解了。
當然，為這些王朝服務的職業軍隊並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國家，軍隊掌握了政治權力。而在另—些國家，軍隊憑藉他們的專長，聽命於後繼的統治者。所有的軍隊，一旦和平來臨，便將其注意力轉向探索新的問題——未來的戰爭(如果他們的政治主人認為可以再次起用他們的話)該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費，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戰速決。
tadpolesparse 2008-3-5 00:50
第七章 技術專家的戰爭
人們會覺得奇怪，事情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打了一場有史以來的大仗，總共死了一千三百萬人，二十年後，到了1939年，歐洲各國又捲進了一場衝突，這場新的衝突使各國社會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壞，並把歐洲在世界上的優越地位徹底葬送。這是怎麼發生的？難道這就是獲勝的同盟國決定用一場戰爭來結束所有戰爭的諷刺性結局？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若干比較的角度來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上一章裏，我們已敍述過如何在19世紀武器技術的發展既增加了戰爭的摧毀性，又對從事戰爭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這幅陰暗的圖畫有所沖淡的是，我們應當注意到，在這期間，運輸與醫藥科學的發展，可部分緩解前工業時代的戰事的恐怖程度。1870年前，軍隊中死於疾病的人數通常都要超過死於戰鬥的人數，比例約為五比一。1918年，這個比例倒轉過來了。同樣地，1815年前，在戰爭中受傷的人中，絕大多數人不是在數日內因傷重死去，就是成了終身殘廢。此後，受傷後康復的比例迅速提高。為此，有必要十分仔細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亡名單”，區分開受傷死亡人數和大部分受了輕傷回去作戰又受輕傷的重複統計數字。
運輸的改進使軍隊(至少在西歐)處於極端困難境地的時間不超過數周。這樣就可以安排休息與體力恢復。最後，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標準帶進了軍隊生活，對戰場上的平民百姓，對敵人，都以人道主義相待。自從19世紀的戰爭以來，人們勇敢地試圖制訂出若干基本準則，使戰爭行為更加人道。1859年法國——奧地利戰爭之後，建立了國際紅十字會。1864年與1906年在日內瓦召開了國際會議，1899年與1907年在海牙召開了國際會議，規定了對平民、對傷患、對戰俘的對待原則，並對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規定(但很不成功)。這些人道主義行動及其精神影響的部分結果，說明爆發“大戰”並不意味著回到了野蠻主義。紅十字會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傷的敵人受到人道主義的對待。相互警告與國際監督，保證了對戰俘的公正待遇。
另一個結果，甚至在前線的士兵們的生活條件，也是他們的前輩無從嫉妒的。按頓吃飯，飯菜不錯。多虧附屬的軍事服務部門的發展，許多士兵實際上生活得比在家裏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留下了幾乎無法擺脫的恐怖印象，但對當兵的來說，倒沒有這樣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戰後世界來，許多人感到了失望或乏味，有點若有所失。同一團的人戰後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後更喜歡重聚)，大家回憶起戰時的友誼與險遇，戰爭的挑戰與勝利的喜悅，經濟上無憂無慮，又免去了家務責任，真正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 作者注：作為例證，可以參看：關於德國，Ernst Junger, Storm of Steel,London, 1929；關於英國, Guy Chapman, A Passionate Prodigalty, London, 1933. ] 這種對衣食無虞的懷念，對社會地位與生活意義的懷念，成為混亂的政治活動的一個顯著因素，到了20世紀20年代，便孕育產生了各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
儘管許多國家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戰前年代的軍國主義懷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緒並不是普遍的。許多人來自表面穩定的、具有愛國與傳統價值觀念的世界，戰後進入一個混亂的、受挫的、革命的世界，感到受了欺騙；不少人想尋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圖通過新的民粹派組織，重建軍事統治的輝煌，並由此獲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則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國內或在國際上通往權力高峰的可能性。這些極右的政治運動從義大利引來了所謂的“法西斯主義”，戰爭已不僅是國家政策的可行工具，而且是一種人類自我調節的活動。非但沒有對戰前歐洲某些地方曾有的軍國主義的國家主義思潮的否定，調門反而比從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國家主義同法國革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相當合拍，國家也正是主要依靠這些名義來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義卻是坦率地反對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價值不是自由而是領導與降服；不是平等而是統治與服從；不是博愛而是種族優越感。這些觀念使人聯想起歐洲社會舊時代那些權威、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等一套體系，等到這些體系摧毀後才發現，這些東西原來只是為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因革命與受挫變得特別脆弱的德國社會，在上述心理的驅使下，產生了一個政權，這個政權對國際政治體系的影響具有與法國大革命同樣的破壞作用。它不僅向歐洲現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戰，而且它根本不接受整個國際體系賴以作為基礎的共同觀念。
當然，不承認這些觀念更早的是俄國。1917年革命後的俄國政權，依據卡爾•馬克思的原理(經過列寧修正)，自認他們同資產階級世界處於永恆的戰爭狀態。但在外國干涉戰爭起來之後，蘇聯立即決定同西方鄰國保持暖昧的共存關係；西方鄰國反過來，看到有一種危險正在危及他們的政權的穩定，即他們國內共產黨的活動，比一個外部的嚴重武力威脅，危險更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的統治階級害怕國內的“布林什維主義”比害怕蘇聯進攻更甚。最好是把許多受布林什維主義影響的人引向法西斯主義，把法西斯主義作為同盟者去共同對付來自左翼的威脅，讓他們相信布林什維主義是國內與國際安全最緊迫的危險。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發現自己在三種互鬥的意識形態中攙紮。(一)1918年獲勝的國家是那些信奉來自啟蒙運動的自由民主原則的國家，他們建議建立國際性的“法律規則”，拋棄把戰爭作為政策工具的作法；這些思想在19世紀和平繁榮的英國和美國土壤上從萌芽走向成熟。(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歐洲社會中如此眾多的傳統結構，大大加強了左翼革命力量，他們認為未來的一干年必然在國內與國際間進一步發生武裝衝突。(三)與此同時，戰後也大大加強了右翼，他們認為繼續不斷地進行國際戰爭乃人類的必然命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歐洲大國因此處於這樣一個位置，即除非他們有力量去推廣實行，否則就無法強化他們所認同的意識形態，而少了美國，他們就沒有這種力量。其結果，凡爾賽協定簽訂十五年後，歐洲國家發現自己又在準備戰爭了。
法西斯主義所頌揚的戰爭，本是士兵在前邊打，將軍們遠在後方下命令那種戰爭。他們所要的戰爭，是那種由一個一個小隊的年輕英雄組成的戰爭，包括飛行員、坦克手、突擊隊，這些“超人”用他們的膽量與暴力可以把人類的命運從一群圍著鋪綠台呢的桌子轉、穿兒童外衣的學步娃娃變成一批乾乾淨淨、前途無量的有為青年。法西斯分子希望，未來的戰爭只屬於上層人物的事情。他們倒也不全錯。技術曾經使19世紀的廣大民眾參與戰爭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紀，技術將把更強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準的技師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看成是廣大民眾的參與，同技術專家玩弄奧秘相混合的生死搏鬥。20世紀下半葉，歐洲人民幾乎全部從衝突中被排除出局了，如果他們硬要參加進去，那麼，他們見到的將是相對說來為數很少的軍事技師們，在一個幾乎無法想像的規模上揮舞著可以摧毀一切的巨大威力。
要理解為何出現這種局面，還須後退幾步，先研究一下19世紀的戰爭中某些新的發展，這些在上一章裏沒有涉及到。
tadpolesparse 2008-3-5 00:51
19世紀技術的發展使武器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這些武器不僅越來越有效，而且容易掌握。在步兵武器方面，有了子彈盒就可免去裝火藥、裝子彈；後膛槍免去了捅杆；有了子彈帶便可迅速發射；校準器使射擊更準確；這些使一個新兵在數周內即可成為一名射手，那是腓特烈大帝的普魯士衛隊中的多年擲彈手所無法比擬的。炮兵方面：後裝炮的出現，減少了後座力，免除了清掃炮筒等麻煩事，發射一顆炮彈後也無需等待很久才打第二發，而老式大炮即使由專家來放，也是效率極低的。只消稍加訓練，就可以從表上認出簡單的計算；只要有高度爆炸力的炮彈能充分供應，一團炮兵1914年在一個小時內瞄準一個數百平方碼的目標區域發射的炮彈，比拿破崙戰爭年代雙方發射的大炮炮彈總和還要多。所有這些，新兵只需訓練數月即可掌握。這些武器的大規模生產，自然要求有大規模生產的人。
人口與城鎮如此密集的歐洲社會，技術先進的武器帶來的有利條件只能是暫時的，很難成為決定性因素。從前主要看數量。然而，現在，炮火的射程與摧毀力主宰一切；技術上落後的炮火，數量再多，也無機會顯示它們的戰鬥水準。很明顯，戰鬥開始前，就可以知道結局將如何。
19世紀，歐洲列強把武器的優越性用到了殖民地身上。在本書第三章裏，我們已見到，16世紀初，由於獨家有了炮，使葡萄牙人得以打進並主宰了印度洋的貿易。但當火器的使用在全世界普及後，歐洲由槍炮獲得的有利條件便喪失了。18世紀，專業訓練的品質與紀律性，再加上小心謹慎地服役，使歐洲軍隊對印度(舉例來說)有巨大優勢，而不是武器形成的優勢。但到了19世紀，天平決定性地朝技術先進的一方傾斜。技術先進的列強在非洲和亞洲建築了鐵路，便於他們調動軍隊，補償了他們派出兵力較少的不利因素。俄國在亞洲中部搞殖民化，美國開發西部，也都是利用了鐵路這一重要因素，這同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擴張同出一轍。歐洲的大炮、後膛來福槍，以及機關槍，使得任何一次戰鬥幾乎在開始前就可知其勝負。 [ 作者注：幾乎，不是完全。希拉蕊•貝洛克的布拉德上尉充滿自信：“無論發生什麼，我們已有；馬克沁槍，而他們沒有。”事情並非都如此。1879年在伊薩德爾瓦納(Isandhlwana)被祖魯(Zulu)人打敗的英國兵，1896年在阿多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亞人打敗的印度兵，都可以作證。即使是優越的武器，如果使用的人技巧不熟練，或對方領導英明果敢，就不一定保證能勝利。征服殖民仍然主要或至少有一半因素依靠優越的內聚力、組織性，更重要的是歐洲人對他們的武器的自信心。 ]
歐洲有—個衝突地區，19世紀晚期技術的發展使它開始出現不穩定。這個地區能不能產生一些有利條件，足以不僅贏得一場戰役，而且贏得一場戰爭，以便建立新的政治統治地位呢？——我說的這個區域，就是海上。
很難不去同情19世紀的海軍軍官們。他們不得不在一代人的空間裏去調整他們的想法、他們的艦隻、他們的武器，以及把他們的戰術從拿破崙時代轉到馮•蒂爾匹茨時代，戰艦規模上從英國皇家戰艦“勝利導”發展到“無畏號” [ 作者注：英國於1906年建成此艦。 ]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落後了，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20世紀，所有的軍種都出現了這種困境。每一種新發明的技術，從蒸氣引擎到核裂變，都必須仔細研究、開發，應用到軍事上來。軍事專業必須逐漸成為多方面的；同時，由於在新式大軍中，技術已成為骨幹，必須設立技術與科學機構，去開發新武器體系並為之服務——這些部門在20世紀幾乎成為最重要的部門。W•S•吉伯特(W. S. Gilbert)曾描繪一位現代化的少將：他的指尖上貯著全部現代的科學知識，這也許會使維多利亞時代的聽眾竊竊傻笑，但如果軍官們缺乏知識方面的適應性使自己跟上技術的變化，並確保自己一方可以首先開發利用它們，那麼，高級別的位置就不會有他們的份。
19世紀海軍競爭所呈現的畫面與我們今天類似。今天，開發利用核能與火箭技術可使一個國家比它的鄰國具有壓倒性的優越地位——說壓倒性是指可以摧毀一個國家而無需開戰。在19世紀已有可能使一個國家最有效地利用海上工程、冶金、大炮製造等技術，在對方還來不及發一槍一炮前就碾碎對方的艦隊。19世紀40年代，蒸氣引擎比起風帆來，在速度與操作上有極大優越性，尤其在窄水道如英法海峽、地中海作戰時，風帆同海浪保持一致已不很重要。憂心忡忡的英國政治家們看到，納爾遜建立的海軍超越法國海軍的地方，均已成為過去。用鐵來造船，衝破了木材的局限性。納爾遜(Nelson)的艦隊至多總重兩千噸，而19世紀60年代的鐵艦已總重九千噸；世紀末達到兩萬噸。重量的增加不單單說明軍艦大小的變化，而且還有鐵甲厚度的變化，這又轉過來使艦上大炮增長射程、增多彈藥成為可能；鑒於大炮太重不能安置在側舷，為此置於中央炮塔上，炮身可轉180度，射程可遠至兩萬碼。
從風帆船發展到鐵甲艦，曾在設計上引起一片混亂。俄羅斯人曾設計出—種環形船。英國人曾製造一隻樣船，試圖把鐵板、蒸氣機以及一整套風帆結合起來，結果眼看著船身傾覆下沉。同時也引起巨大的緊張不安，這是可以理解的。克裏米亞戰爭爆發後，俄國人向世人顯示，鐵甲艦發射炮彈可以摧毀一整個木帆船艦隊；1862年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兩艘鐵甲艦“梅裏麥克號”(Merrimac)與“莫尼特號”(Monitor)在漢普頓(Hampton)錨地相對抗的著名事件，引起英國公眾爭論整個皇家海軍是否已經過時了。因此，19世紀的後半葉可以看到以英國為一方，幾個主要的帝國對手——法國與俄國為一方，雙方進行狂熱的競賽，包括炮的大小，鐵甲的厚度，以及行駛速度。到這個世紀末，德國以全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威力隨後加入進來。競賽進行到五年，1904年對馬海峽(Tsushima)之役，日本海軍摧毀了全部俄國艦隊作出了最驚人的解釋，說明海軍如果在技術上落了後，將會有怎樣的命運。如今，真正的競爭不在海上，而在船塢。於是，德國人與英國人開始製造出一個比一個更先進的裝有大口徑海炮的全新戰艦“無畏號”“超無畏號”，想依靠它們來主宰海洋，並設想主宰世界。
戰列艦的確是國家自豪與力量的象徵，在工業時代，比陸軍更能說明問題。它體現了國家整個技術水準，艦隻可以到達世界上任何一個海域，艦上的大炮具有巨大的摧毀力。一個關心自己命運的國家，就必須用它來顯示自己的威力。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戰列艦是國家威力的象徵，那麼，歐洲各國越來越渴望擁有更多的艦隻。英國人大為寬慰的是，1897年無需剝光海上停泊點 [ 作者注：此句意指無需用盡海上停泊點所儲備的油料等物資。 ] ，也可以把五十艘戰列艦集合到斯匹特海德 [ 作者注：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國漢普郡與威特島之間的海峽的東部。1797年，駐紮在該水域的艦隊在慶祝戰時友誼聯歡之際，軍官被送上岸，士兵開動戰艦，要脅當局提高他們的工資和改善生活條件。 ] 來進行“鑽石慶祝” [ 作者注：一般指六十周年或七十五周年紀念，從此處上下文看，應是一百周年紀念。 ] ；但是，他們也意識到他們正在失去工業領導地位，本來憑藉這一優勢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的；同時，他們又認識到，如果他們的艦隊控制不了海洋，那麼他們的國家將是脆弱不堪的。海軍上將馮•蒂爾匹茨的艦隊是德意志第二帝國技術成就(主要來自西部蓬勃發展的中產階級而不是東部的軍人地主)的完美體現，但是，艦隊無法消除人民夾在兩個強大對手當中的不安情緒——一邊是1870年不肯饒恕、總在伺機報復的法國，一邊是潛力巨大的俄羅斯帝國。戰列艦也無法安慰他的因地理環境不佳引起的擔憂；也無法安慰技術落後的俄國人，無法安慰國內逐漸增長國家主義的奧地利帝國。最清楚不過的變化，可以從19世紀最末一次海戰與20世紀最初一次海戰中看到，歐洲的艦隊敗于非歐洲海軍強國之手：1898年西班牙敗於美國，1904年俄國敗於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戰于1914年爆發時，英國及其盟國仍在海上互爭雄長。蒂爾匹茨的“公海艦隊”除了同對手做做“貓捉老鼠”的遊戲外，別無良策。但是，德國的技術專家獨出心裁，設計出潛水艇，從而開闢了新的機會。從此，翻開了海戰歷史嶄新的一頁。
1914年時，普遍預計海上爭霸的決勝，仍像納爾遜時代一樣，將通過大艦隊的相撞。對抗的勝利者將會把敵方的小手工藝者與商人逐出海洋，實行海上封鎖；這樣一來，人口稠密、依賴海外貿易與進口食物的國家只好束手待斃。這一理論喊得最響的是美國歷史學家、理論家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 T. Mahan)，他的著作《海上強國在歷史上的影響》(1890年)成為歐洲海軍在世紀之交時期的聖經。馬漢認為，雖然摧毀對方貿易是最終目的，像法國在17與18世紀那樣動用海軍去直接攻擊貿易活動仍是荒謬的。海軍的任務應是獲得“海上支配權”，這樣就有可能把海洋作為自己開展海外貿易活動的道路，對敵人則是貿易活動的柵欄。這樣的支配權才是最強大的艦隊配享有的特權。
馬漢的理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所證實，英國海軍對德國的封鎖越來越嚴，而蒂爾匹茨的“公海艦隊”竟無所作為。英國不僅切斷了德國同殖民地的自由來往(這倒並不重要)，還切斷了同中立的貿易夥伴如美國的來往，這是至關重大的——儘管這樣也搞壞了英國同美國之間的關係，如同一百年前那樣，幾乎達到崩裂的邊緣。潛水艇從作為保護海岸的短程武器發展到能在海洋巡行達數周之久，使德國人有了可怕的報復能力。
儘管潛水艇可以強行封鎖海上，但根據帆船時代訂立的“戰利品法律”卻無法實施。該法律規定，如果懷疑一條船夾帶走私貨或違禁品，可以上船搜查，允許負責押送捕獲船的一組船員派到被捕獲的船上去，把船駛到最近的港口，那裏的“戰利品法庭”將判決沒收船上貨物。而潛水艇至多只能對敵船進行搜查，並在擊沉敵船前，給船員時間乘小船離去。但如果潛水艇全部浮出水面，那麼，它甚至抵擋不了最小的武裝商船的攻擊。為此，先把敵船擊沉，然後再問究竟的誘惑是很大的。但德國人畢竟對他們的潛水艇指揮官加以限制，這倒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而是出於謹慎——例如1915年擊沉“路西坦尼亞號”，船上可能帶有走私貨但肯定的是有一些美國公民，事情很明白，如果對潛水艇不加以限制，必然增加現已不少的仇恨德國的美國人。但到了1916年年底，似乎通過封鎖徹底打敗英國已大有希望，而靠陸地上作戰取勝的前途又如此暗淡，為此德國統帥部決定這一風險值得一冒。但是，四個月後，美國參戰了。
1918年美國軍隊來到歐洲，主要的不是人力上的貢獻，而更重要的是帶來了精神上的支援。現已可以期望她豐富的資源提供給協約國，必將決定戰爭的勝負。但是，如果不是潛水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國也就不會來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協約國。反潛水艇鬥爭的取勝，不僅要求發明很專門的工具如測出潛水艇深度與地點的儀器，而且是英國海軍思想上的一場革命——防禦是比進攻更有效的擊敗潛水艇的手段；商船不僅需要護航，而且可以作為誘餌；像驅逐艦那樣的輕型艦，用來為商船護航，比為大艦隊護航更有用。還涉及到完善通訊聯絡技術，干擾敵方通訊聯絡的技術——無線電的發明開始真正成為戰爭的四度空間。
tadpolesparse 2008-3-5 00:51
海上戰爭，參加人數的多少是不相干的。這是雙方靠自己駕駛船隻的專業戰鬥人員的勇氣與耐力的競爭，還包括很快參加獵取潛水艇隊伍的飛機；是人數更少的、負責改進武器與通訊系統的科學家、技術專家與密碼員的智謀的競爭；以及策劃與實施戰鬥的指揮官與參謀人員的比賽技巧與判斷力的競爭。電氣專家的重要性至少與航海技術相等。最終勝利的一方，將是能追蹤到對手的行動，認出它的信號，而同時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戰列艦。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雷達掃描技術與無線電干擾技術發明出來後，便使這一作法成為可能的了。潛水艇上的人員、海面艦隻上的人員，以及追獵它們的飛機機組人員，都是生命攸關的捉迷藏遊戲的工具，也許他們就是戰爭結局的決定性因素。
同樣的模式發生在空戰上——一群群受過高等訓練的戰鬥人員操縱著複雜的武器；指揮官在很遠的遠距離發號施今；……總之，實際上是技術專家間的競爭。
空戰最初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是作為陸地戰鬥的補充，開頭主要用來進行偵察。慢慢地，飛機的航程、速度與武器裝備逐步提高後，才看清楚，在戰場上用空軍來控制空中，不僅可以為炮兵提供了眼睛，而且還可以代替大炮，也許能使所有在戰場上的以及戰場後面的敵方行動都無法進行。海軍認識到空軍的作用是緩慢的。飛機在進行偵察與恫嚇方面有明顯作用；同時，它們還有能力炸沉船隻甚至戰列艦，不管艦上配置了什麼樣的對付飛機的武器。海軍指揮官對此多少有點不願意承認，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戰後年代，空軍一直在執拗地過高估計自己武器的性能，海軍則故意不斷地貶低空軍的性能，雙方吵嚷不休。到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經驗證明，航空母艦已取代戰列艦，成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
完全可以理解，戰時空軍配合陸軍、海軍作戰的潛力還很大，但空軍領導人自己不願意把注意力放在這方面。早期熱衷於加強空軍的人們所關心的，主要的不是改變海戰與陸戰的性質，而是使海戰與陸戰不再必要。他們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清楚地說明了戰爭不再是由傳統軍事技巧所能決定的了，只要兵力與彈藥能供應得上，陸軍就能守下去，不會被擊潰。20世紀的戰爭已不像從前的戰爭那樣，只限於武裝力量的抗爭，或雙方財力的較量。而是意志力之間的較量，民眾尚武精神的較量。最終使戰爭結束的，已不再是軍事本身的勝利，而是現已流行的說法——“國內前線”的崩潰。跟在領導人後邊的民眾能否團結一致？民眾能否毫無怨言地承受戰爭所帶來的沉重負擔？和平的到來，往往是因為國內發生了革命，或是國內害怕發生革命，而不是戰場上的獲勝。
如果戰爭重心的核心不在軍隊，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過搞垮敵方軍隊來把不堪忍受的負擔強加在敵方民眾身上，那還不如直接進攻那個重心的核心，何必來一個消耗過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樣地疲憊不堪、消耗殆盡呢？與其經年累月地受痛苦，還不如數周、數日短期受苦，並儘量輕些呢？最重要的是，對於任何打算破壞和平的強國，最好的辦法難道不是用顯示巨大威懾力量的辦法，讓它害怕如要蠢動將受到的打擊是它所無法抵禦的？
主張這種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義大利的朱利奧•杜黑(Giulio Douhet)上校，他的專著《制空權》在20世紀20年代發行很廣。有同樣主張的還有英國皇家空軍的一批創始人，特別是空軍主帥休•特倫查德(Hugh Trenchard)，他用這一理論來校正一支新建的軍種的宗旨，這一軍種的戰略作用完全獨立於其他地面部隊。歐洲大陸的空軍人員發現越來越難以拒絕官方機構的壓力：要他們服從陸軍的要求，因為傳統上，國家的安全端賴陸軍。在英國，原本是和平時期一支小型軍事力量的帝國憲兵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擴大為一個新的兵種，干預軍務的規模擴大至歐洲大陸。這是一段不典型的、不愉快的經驗，此後也不會出現同樣的環境了。20世紀30年代，英國開始以很不情願的心情，撥給資源，重新武裝了一支不是去打傳統陸地戰爭的陸軍，而是可以把恐怖楔進敵人心臟的空軍，期望以此來嚇阻德國人發動戰爭。
但是，事實證明，英國航太工業沒法同德國競爭。正是德國人首先建立起一支可以立即實施致命打擊，摧毀對方城市的空軍，希特勒用它來作為實現他的政策的有效威脅手段。斯坦利•鮑德溫 [ 作者注：Stanley Baldwin, 1867-1947年，英國政治家，曾任首相。 ] 遭遇過多次轟炸，用他的話來說，這種攻擊是無法防禦的。據認為，根據1917年7月德國空軍兩次轟炸倫敦的經驗，大轟炸可以造成極大規模的大破壞。但事實證明，上述兩種估計即使不是完全錯的，至少也是大大地誇大了。20世紀30年代，可以迅速攀高、可以低空翻轉的單翼飛機的發明，以及雷達技術的發明，可以及早警告敵機來襲，做好防備，使敵機白天俯衝轟炸必須付出昂貴代價。如果在夜間轟炸，敵人必須佔用一些時日來學會使用雷達，靠電子束投射，使盲目飛行盡可能準確一些，並學會使用掃描器從黑暗中或透過雲層顯示出地面的地形。即使這樣，防禦方也發明出夜間戰鬥機，並學會擾亂對方的進攻所依賴的電子指揮信號。就像海戰一樣，空戰也成為戰術方面與技術方面極其精巧靈敏的應用，職業戰鬥人員至少要像依靠自身技術那樣依靠科學家的才幹，方能完成任務。只有到了大戰的最後年月，美國空軍全力參加進來同英國皇家空軍一道作戰之後，同盟國才取得了制空權，制服了早先說大話的德國人，大大限制了他們的破壞力量。但即使到了這時候，德國人的士氣仍未受影響。德國人民服從政府，勒緊腰帶幹活，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天。
技術發展對陸地戰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1914年大戰爆發後數月內，內燃機開始應用到戰鬥動力與運輸工具上。兩年內，第一台“坦克”行動了。這些早年的裝甲車的設計與使用是為了適應塹壕戰的需要的。最初作為可移動的炮火，配合進攻的步兵突入敵人的防線。當最初的驚愕過去之後，便不難找出對付它的辦法。最驚人的突破是德國人1918年3月在西線的成功，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國人佈置來福兵不按習慣排成長長一行的作法，而是一組組“暴風隊”配有迫擊炮、輕機槍與手榴彈，躲過敵人強點，專攻弱點，獨立作戰，靈活機動，自從法國革命早期戰役中見到的散兵線以來，歐洲還從未見過這樣的戰術。但在失去聯絡、失去大炮掩護的情況下，裝甲車與“暴風隊”都將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須依靠十分脆弱的戰地電話線，其次要依靠戰地大炮，大炮要在一個破壞狼藉的戰場上拖來拖去，頗難瞄準新的目標。
tadpolesparse 2008-3-5 00:51
很實際的問題是：停戰以後，人們是不大想去採用軍事專家們大膽創新的意見的。裝甲戰的先知，英國有J•F•C•富勒(J.F.C.Fuller)，B•H•利德爾•哈特(B.H.L.Hart)；法國有查理•戴高樂(C．de Gaulle)；德國有海因茨•古德林(H．Ghderian)；蘇聯有圖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i)元帥。這些思想家描繪的圖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組成的一整個師，去突破敵人的防線；或讓坦克從潮水般的向前進攻的士兵的空檔中沖過去，擊垮敵人後方的神經中樞，……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問題未能回答。這些戰鬥單位如何同後方保持聯繫？供應怎麼解決？重火力支持如何解決？如何確保他們不會投降敵人或者被敵人切斷？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線實行突破，那麼，能不能用作反坦克，有效地封住敵人的進攻呢？技術的發展有助於解決若干問題，例如無線電通訊的發展，就大有幫助。但是，甚至德軍統帥部對此也抱懷疑態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預，於1934年建議成立了最早的一個“坦克師”。但是，這種坦克師的效果，不僅法軍統帥部1938年對此所做的評價不高，就是裝甲戰的奠基人之一、英國專家B•H•利德爾•哈特的評價也不高，哈特已發明了對付德國坦克師的辦法，包括在戰場上埋地雷，佈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的裝甲車等。
自然，1940年與1941年德國的“閃電戰”戰術，並不需要像從前的戰爭那樣，一定要達到什麼目的。他們1940年5月在西線的進攻是冒了很大風險的——風險如此之大，以致德國最高統帥部最初不願考慮這一進攻後面的戰略概念，直到希特勒進行干預，才予接受。旗鼓相當、保持鎮靜的對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的德國裝甲尖兵封鎖起來，戰役可能延長下去，演變成為歷史上一樁災難性的賭博。就像拿破崙的勝利，主要歸功於對手士氣不振，這些對手在從前的戰爭中習慣於慢慢騰騰，不能適應現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貫注、全力以赴。1941年的對手是蘇聯軍隊，它的軍官團三年前己遭大規模的政治“清洗”，軍隊巳被搞亂，要想取勝就更難了。
速戰速決的戰術只適用於未作準備的對手。從長期來看，這種戰術是否正確值得懷疑。如果坦克能進攻，坦克也能反進攻。一個區域可以佈滿地雷與反坦克武器，鐵甲車就根本無法動彈。許多情況下，勝利端賴於掌握了戰場上的制空權。如果沒有曾受高度訓練、行動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裝甲部隊是不會有多少成功的；還有大炮也須緊緊跟上。所有這些，需要數百輛車來運送供應汽油與彈藥，而提供這些東西又需要數以千計的車輛。兩次世界大戰之前曾夢想由小型、靈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隊去攻擊敵方供應線，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成功，現在看到的現實卻是每一支大軍都有一個大“尾巴”，需要大量聰明的後勤人員才能把它們搬動，而且極易受到空軍的攻擊。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隊，首先依靠徵集來的兵員的戰鬥力，主要不在規模，而在多方面的適應性。1914年的軍隊基本上是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標準武器武裝起來的步兵，後勤供應由鐵路運輸大體即可解決，前線比較固定，從車站到前線之間來回穿梭運轉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戰鬥部隊就相當複雜了。一個步兵營不但有來福槍與手榴彈，而且還有兩種型號的迫擊炮，兩種式樣的機關槍，有輕型履帶機動車，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數種型號的地雷。裝甲部隊的裝備更複雜；兩栖作戰部隊與航空部隊當然就更加複雜了。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軍隊中，服務、供應等後勤人員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於戰鬥人員；後勤人員中還包括：修理與保養車輛、武器與通訊設備的人員，司機，戰地倉庫與戰地醫務人員，所有這一大群人都須確實保證自己的食品、工資，並受到妥善管理。 [ 作者注：在蘇聯，“牙齒”同“尾巴”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數量與武器數量都高出西方國家，而且幾乎要用馬拉的運輸工具來轉運。只有裝甲部隊和精選的步兵部隊在準備上接近西方水準。 ] 陸地戰爭需要科學家在知識的前線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術上的強大優勢，即使不如海上戰爭與空中戰爭那麼更具關鍵意義，陸軍仍然在各級水準、各個部門上都要依賴技術進步。即使是最優秀的士兵，在遇到無線電通訊失靈或運輸中斷時，也是毫無辦法的；而最成功的將領必然是那些能用無線電偵聽設備截獲敵人意圖的準確情報的人。
一大批男子、婦女徵召入伍後，發現他(她)們從事的是本身的職業——如摩托機械師、無線電報務員、女招待或廚子——就像平時一樣。還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徵召入伍的，都在繼續從事他們的職業為戰爭作貢獻，如礦工、農業工作者、車工鏇工，以及其他本來也可以穿上軍裝的文職公務員。18世紀與19世紀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殘留痕跡的士兵平民間非常明顯的傳統區別，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從空中戰爭使廣大民眾受到的危險同軍隊一樣多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人們覺得，在軍械庫當管理員或在軍事基地的軍官食堂當招待員比在利物浦或漢堡當碼頭工人或商店售貨員，更安全得多。
儘管由狂熱國家主義的民眾支持龐大軍隊的時代已經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仍然是一整個社會與另一整個社會之間的衝突，其絕對意義幾乎同歐洲中世紀時代相仿佛：在這場鬥爭中，每一個人都感到他的價值體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國勢力的威脅，這種外國勢力是無法與之溝通、與之妥協的。這在東方前線尤其明顯：第三帝國領導人的目標正是他們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標——擴張領土，屠殺或奴役該地的人民。只有蘇聯政府才能把蘇聯人民的巨大資源點點滴滴地動員起來，精神上與物質上都動員起來，同入侵者進行殊死鬥爭，從而天平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過了將軍們的指揮技術與軍事技術奇跡的重要性。德國人就像拿破崙，依靠進攻的猛烈推動力去爭取決定性的勝利，當進攻失敗後，他們便缺乏資源來維持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而他們的對手卻是蘇聯與美國。
雖然如此，技術引進了一個拿破崙時代未曾有過的因素，這個因素把過去那些其價值很可懷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國人如果對噴氣飛機更注意一點的話，也許他們已改變了空戰的面貌。如果他們在火箭技術上投入更多的資源，他們也許就會發明出火箭武器，將會使倫敦夷為平地，並使盟軍登陸諾曼第成為不可能。如果他們的核研究採取另一條道路，並獲得更大的政治後盾，他們也許就發明出了核武器，將使面對它的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與西方盟國的大艦隊就像是馬赫迪的遊牧部族在烏姆杜爾曼遇上了基奇納的部隊。 [ 作者注：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納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國陸軍元帥、政治家。在任東蘇丹總督期間(1886-1888)，曾挫敗馬赫迪人(Mahdi)對埃及的入侵。烏姆杜爾曼(Omdurman)，亦譯為恩圖曼，系蘇丹城市。 ]
1945年8月，美國第一次把兩顆原子彈投到了日本，每顆炸彈摧毀了一個中等城市，十二萬人當場死亡。由一個非歐洲的強國來對付另一個非歐洲的強國，結束了他們之間的衝突，在這場衝突裏，歐洲只扮演了配角，這標誌著歐洲主宰世界的時代的結束，一個由哥倫布與瓦斯科•德•甘瑪 [ 作者注：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頭一個航海去印度的歐洲人。 ] 五百年前的航行所開闢的新時代來臨了。這也標誌著工業化國家之間各自充分動員民眾，獻出全部潛能，進行大規模戰爭，以圖廢除對方的時代結束了。數年後，熱核武器發明出來了。這種武器具有人類全部有記載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摧毀力，並有火箭能把它們在數分鐘內發射到地球上任何一個地點。在核時代，還需不需要職業士兵的傳統技術？還需不需要愛國人民的忠誠參與？“戰爭”——一千年來歐洲所理解與實施的戰爭，是否已走到了盡頭？
tadpolesparse 2008-3-5 00:52
尾聲 核時代
試圖回答上一章攤出來的問題，會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還只有三十年。拿破崙戰爭過去四十年發生過歐洲列強之間的有限衝突；過去將近一百年才發生一場把各國都牽扯進去的世界大戰。當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樣，大家以為這場戰爭結束了今後的戰爭，一個人類歷史上可以盡情享樂的時代已現出曙光。勝利後簡短的歡欣一結束，蘇聯同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間的意識形態對立重新出現，同戰前一樣地不可調和。幾個月的時間，誤解便導致了不合作；幾年時間，不合作便導致軍事對抗，導致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擴軍備戰的新水準。到了20世紀50年代，國際秩序似乎只不過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國戰略分析家艾爾伯特•沃爾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說的“嬌嫩的恐怖平衡”之上。
逝去的歲月應能謹慎地作證：事實上，和平只建立在一個相當不穩定的基礎上。即世界上的大國把接受現狀作為各國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願再承受任何大動亂。事實上，拿破崙戰爭結束後，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維持了歐洲半個世紀的和平。但是，在一個我們看到的1945年後經濟與社會迅速變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穩定，需要特殊的智慧，來規劃政策與措施，這就像要節儉之神從他吝嗇的手中施捨出一點點東西來一樣困難。不過，人們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歐洲體系框架內，今後的戰爭，有兩條充分的理由預言它們同本書上述有關戰爭發展的種種特點具有根本的區別。
首先一條理由，“歐洲”作為一個自我抑制的“國家群”體系，已不復存在。正像15世紀末，哈布斯堡王室與瓦盧瓦王室那樣強大的外援軍進入義大利各自支持衝突中的一方，把義大利半島分割掉，於是義大利城邦體系就不復存在了。當蘇聯紅軍在莫斯科以北頭一次反攻顯示出蘇聯的強大力量、珍珠港事變把美國帶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1年12月的一個星期內，“歐洲的歷史”就此結束了。這兩個國家，文化根源都來自歐洲，但她們擁有的資源的規模，把所有的歐洲強國都比了下去。她們打算建立一個新的政治與經濟體系，由她們來做中心；她們把歐洲一分為二，分界線就是從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東進軍的前線。將來，就像從前的義大利城邦那樣，歐洲國家間的任何衝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將引起各自背後的恩主的參與；反過來，也一樣。歐洲如發生一場戰爭，將是全球範圍大對抗的一個局部性衝突，戰爭的策劃與部署，亦將限於這一範疇。
其次，歐洲不僅已經不是一個自我抑制的國家群體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體系的中心。15世紀以前，歐洲體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許多體系同時並存，歐洲同其他地區大多數國家的交往斷斷續續，有些則中斷了。當時的歐洲首先是擴散了其地理知識，然後是貿易，然後是軍事力量的擴張；直到19世紀末，一個單一的世界政治體系建立起來，歐洲無爭議地成為這個體系的首腦與中心，歐洲一發生戰爭，很少有國家不受影響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讓位於所謂的“兩極”或“多極”的複雜局面，——用這樣的詞來描繪其實是很不適當的。在這個新體系內，歐洲國家仍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因為歐洲大陸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區之一，但是，她們的政治影響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最敏感的接觸點上已被剝奪了原有的位置。這個最敏感的點，就是把衝突限制於凍結的區域之內。世界各地都發生了戰爭，唯獨歐洲不曾發生。但是，由於發生戰爭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歐洲國家主宰過的地區，在這些地方，軍隊成為產生一些新國家或新統治集團的接生婆，因此，歐洲列強長期以來對此始終抱有殘留的興趣，即使沒有直接參與，也總是為那些軍隊提供了顧問、訓練或武器。
20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國際武裝衝突的形式幾乎無窮無盡。其中主要的一種形式是所謂的“常規的”衝突，所用武器還可認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用過的武器的後代，雖然是更高級—些、更昂貴一些了，並且年復一年地尋求利用火箭技術與電子技術。到了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發明了“準確導向”的火箭（可在戰場上迅速轉移、發射，甚至可由步兵攜帶），便在兩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繼承下來最虔敬的問題上投下了疑問：用人駕駛的飛機取得戰場上的制空權，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戰場上的主動權。參謀人員發現他們就像一百年前的參謀人員那樣處於同樣的窘境。他們知道，他們藉以作出推斷的經驗已經過時了；他們所能用來檢驗其可靠性的戰例僅僅是中東地區與印度次大陸的簡短衝突，從這些特殊環境是很難得出什麼確切的結論來的。
然而，已經清楚的是，這類武器——火箭，超音速飛機，核動力潛水艇，與反潛艇驅逐艦——只有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才能生產，只有教育程度最高的軍隊才能掌握，或者說，即使是最富有的國家也才能掌握很少量的。因此，出現了兩難矛盾，由於工業化國家相對較穩定，最能生產這些武器的國家最不需要它們；而面對同相鄰國家發生武裝衝突最危險的前景的國家，買得起這類武器並會使用的，只限於很小的範圍，並須依賴北半球的富裕國家來提供。許多新國家中，擁有很少量如此高級“硬體”的，便成為一種象徵，就像是18世紀日爾曼的小諸侯國擁有一支小巧玲瓏、純潔無瑕的小軍隊。
天平最敏感的—端是核武器，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試圖進行壟斷，在相當程度上的確做到了壟斷。佔有核武器雖然給了佔有者一定程度的國際權威，但是這種權威是靠不住的。1949年，蘇聯趕上了美國，也掌握了裂變式原子彈，只在TNT當量上稍遜。此後，兩個超級大國並駕齊驅地競相發展熱核炸彈、洲際導彈、潛水艇上發射裝置、多彈頭導彈，以及所有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競賽規模之大，必須用最豐富的想像力才能設想出：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下，才能用得上這些武器。然而，這種“新發展”背後的有理性卻是不去使用它，而只用於“威懾”：建立起一種局面，相互斷言，如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立即遭到另一方的報復，這種報復是無可逃脫的，其後果是無法接受的。
tadpolesparse 2008-3-5 00:52
兩個巨人即使擁有龐大的武器庫但按兵不動，就像百萬富翁擁有巨大財富但未變為現金，他們仍需要超常規的軍隊來實現他們的政治野心，並應付世界上的種種問題。鑒於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依賴保護的同盟國，似乎證明美國有必要繼續保留一支海軍，而這支海軍的存在正好給蘇聯提供了理由也建立一支與之對抗的海軍。由於東歐與西歐都存在著長長的、易被攻破的邊疆，歐洲那些難以控制的附庸國也需加以控制，因此蘇聯不可能考慮遣散她的龐大軍隊。但是，蘇聯軍隊就在家門口，給西歐國家帶來了嚴重問題。儘管西歐國家經濟富裕、人口稠密，但也無法在政治上、經濟上聯合起來以便建立一支和蘇聯同樣規模的軍隊。20世紀50年代初作過一些試探性的努力，結果仍然只有依賴於美國核力量威懾作用的保護。
蘇聯在十年之內，不僅以她的常規軍力威懾西歐，而且用自已的核武庫威脅美國，西歐的防衛呈現更複雜的局面。英國與法國有了自己的小規模核力量，但這些核武器除了在本土遭進攻時可起到一點防禦作用外，對別人起不到威懾作用。美國在歐洲盟國部署了戰術性的核武器——核彈頭火箭，限於戰場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眾的不安，因為究竟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使用從未完全明確。也許最好的辦法正是不弄明確。西方戰略計畫的混亂，也許不像某些分析家認為的那麼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確保蘇聯進攻時將立即遭到頑強的抵抗。也許不能確定這類抵抗將很快運用、或最終導致運用核武器，但也同樣地不確定是否一定不用。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十五年內，歐洲兩個勝利的大國：英國與法國，為了鞏固各自的帝國，手上有許多緊迫的問題要解決，而蘇聯與美國則在競相加速歐洲的分裂。在這方面，高技術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與全亞洲，尤其是亞洲，他們從列寧那裏學來革命化的組織工作的技術，並從毛澤東那裏學會把革命組織同遊擊戰爭結合起來，以反對外國軍隊支持的、不受人民歡迎、壓在人民頭上的政府。
毛澤東的方法曾在1937-1945年日本佔領中國期間用過，並在1946-1949年間打敗由美國裝備的蔣介石軍隊的戰鬥中得到完善。胡志明1946-1954年間模仿毛澤東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對法國人取得顯著成功；但在馬來亞、新加坡，英國人由於把耐心、政治技巧與當地的有利環境結合起來，方能擊敗國家主義者。法國軍隊決定從失敗中接受教訓，研究了“革命戰爭”的概念，設計出對付的辦法，試圖用在自1945年以來就動盪不安的阿爾及利亞身上。但是法國人失敗了，部分原因是因為當地法國居民堅持不合作態度；部分原因是因為法國人民明確表示不願再支援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殖民戰爭；再就是因為他們採用的口號“法屬阿爾及利亞”帶來了無從調和的兩難問題。阿爾及利亞人不能再容忍法國人的統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國人統治，或一百年前義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奧地利人的統治一樣。當地政府依靠外國的武器、顧問與資本，已不能得到民眾的認同，後來美國在越南也發現了這個道理。
因此，到了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歐洲地平線上的軍隊再次縮回到保衛自己領土的規模，當然，我們已看到，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他們在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問題同軍事問題一樣多。軍隊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樣被看作是國家驕傲的體現，是國家紋章中的主幹。上述高精度武器的發明逐漸使軍人成為技術專家，他們的戰鬥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雖然大陸國家仍保持著徵兵制，軍隊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術的專家，這些專家都是從其他專業部門選拔來的，既不能輕易徵調，也不容易留住。
再者，維持三十年和平的結果，就像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那樣，孕育出一代新人，他們對軍事不感興趣，他們輕視軍事的價值，把軍隊看作是大可懷疑、無法理解與不屑一顧的混合物。德國尤其如此，軍事傳統的榮耀己黯然失色，軍隊難以吸引青年人的興趣與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誕生與成長，除了和平別的都未見過的新的一代，離開軍事十萬八千里，鑽進了衣著打扮、頭髮長度與休閒生活方式等等的瑣事中去了。看來自我選擇最明白不過的是去追求愛情而不是戰爭。他們當中，越有政治意識，越對政治與社會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們願意同外國人來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對他們有什麼危險的威脅。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參加了防衛工作，尤其是參與（或默許）把核武器用於大規模毀滅行動的，被民眾看作是政府從事非正義的罪惡活動的幫兇。
核時代的戰爭已無需徵調大量經過軍事技巧訓練與軍事學說教育的後備役官兵了。對軍事懷疑、冷漠、敵對的看法散播開來，雖然對西歐軍事力量並未立刻發生影響，但長期以往，必定要產生影響。看來，軍事部門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並將增強反對大量軍事預算的社會勢力；而生產武器的費用增長又勢必迫使軍事部門要求增加預算。人們也許可以感到寬慰的是，經過一千年武裝衝突，歐洲已建立起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社會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會傳統的戰爭價值，但這種感覺是完全靠不住的，因為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是如此地參差不齊、不可捉摸，那樣的自信將被證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來，並未改變戰爭或戰爭威脅仍然是國家政策的有效工具這一定論。對待那些並未設置自身安全防備的民族來說，這樣的工具還的確會是非常有效的。
頁:
[1]